中国与西方之间在文化上，特别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重大差异，这早已被人们所认识。但这种重大差异对于当今中国哲学创新，特别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意味着什么，似乎还少有人讨论。笔者不揣谫陋，冒昧提出拙见，以期引起学界对此一重大问题的关注。
一
对于中西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作的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但其中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这些研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将中西思维方式的实质性差异转换为某种非实质性差异，从而在主观上消解了由这种差异所带来的思想张力。
转换方式之一是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归结为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种归结当以王树人先生的论述为代表。王先生是近年来对这一问题作过系统研究的几位学者之一，他把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归结为“象思维”和“概念思维”，并对这一对术语作了多层面的规定，因而对于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贡献。但他却又认为，“从思维发展的历程看，‘象思维’乃是人类（包括个体和类）最先出现的思维方式，因而，概念思维方式是从‘象思维’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一直以‘象思维’为依托……可见，无论是对于个体人还是对于人类，‘象思维’都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象思维”就不再是中国人所特有之思维方式，而成了一种普遍地存在于人类思维之中属于思维的初级阶段的东西了。对这一问题有过精深研究的郝大维和安乐哲，其“第一问题框架”与“第二问题框架”的对比，似乎也隐约包含着一种将思维方式的中西差异转换为古今差异的意味。但如果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只是一种古今的差异，不管论者是否更推崇“象思维”，问题客观上已被消解。既然西方人已经从“象思维”或“第一问题框架”发展到“概念思维”或“第二问题框架”，那么，中国人迟早也会经历这一过程。
还有一种类似的转换问题的方式，这就是从本质与现象对比的角度去理解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这方面刘长林先生的研究颇有代表性。他从中西科学对比的角度对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把中西思维方式分别规定为“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但他又进而把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归结为所关注事物层面的不同，认为“抽象思维”是“到现象背后去找本质和规律……从有形物质之‘体’出发，研究不同种类的‘体’的结构、形态、性质及其运动规律”，是所谓的“体科学”，而“意象思维”则“通过‘象’层面对系统的认识，是以时间和整体为本位；其对系统构成的了解，是从动态过程和整体的角度获取的”，是所谓的“象科学”。但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正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之特征，以此来划分两种思维方式，恐怕很难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找到一个独立的立足点。因此，尽管刘长林先生强调现象或“象”层面对于本质或“体”层面的优越性，但只要承认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就不得不承认把握本质对于把握现象的优越性。事实上，在西方科学中，常有先对现象进行唯象的描述，而后再探讨现象后面之本质的研究程式。如此一来，所谓“象科学”岂不成了高级的“体科学”之预备阶段了。显然，从本质与现象层面来规定中西思维方式之差异，最后也可能导致将之转换成为一个古今差异从而取消这一问题。与之相似，张东荪的“西方人是直穿入的，而中国人是横牵连的”，中国“不但没有本体论，并且还是偏于现象论”的说法，亦有按本质与现象来规定中西思维方式之嫌。
很清楚，如果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被归结为古今差异或变相的古今差异，那么这一问题也就在事实上被消解了。
二
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不能用古今差异或变相的古今差异来取消的，因为这与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合。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就是，中西方特有的思维方式都是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至300年间,即所谓的“轴心时代”形成的,二者的形成时间十分相近,其后二者又都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因而是不可能用古今之别来解释的。当然，如何描述、把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需要在前人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付出持续的努力，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确存在着实质性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种哲学的核心范畴或概念，无非就是对于蕴含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的反思性把握，那么，这种差异带来的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张力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异，就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和创新的一个可能空间。因此，人们必须承认并把握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思维方式层面看问题，一种文化对于外来观念的吸纳，实质上就是将一种思维方式中的思想“映射”或“移植”在另一种思维方式之中。在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异质性文化中观念的吸纳大多是偶然的、非系统的，这种吸纳通常不会改变既有的思维方式。但在社会处于大变革，对于新观念具有迫切需要，从而导致非偶然的、系统性地对于异质性文化中观念的吸纳之时，这种吸纳就再也不会不造成对既有思维方式的改变了。这是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是一定思维方式的产物，从而也就只有在与之相匹配的思维方式中才能得到恰当的把握，所以，这种系统性的吸纳便不可避免地会牵引着思维方式的改变。而这种因吸纳新观念而导致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就为作为思维方式之反思性把握的哲学的创新提供了前提。人们常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就正是这一精华的源泉。一种哲学要想把握住时代精神，就必须通过对于这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反思而深刻地把握住思维方式的变化。
但是哲学并不能通过直观的反映而把握住思维方式的变化，而是必须将之概念化，构成一种概念系统才可能把握住这种变化。而这就必须面对由于思维方式的变化所造成的现今中国文化中两种异质性思维方式之间的张力。这是因为，外来观念的系统吸纳所导致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并非是整全的，而是有限的、部分的。一方面，世世代代积淀起来的思维方式对于任何大幅度的改变都会有强烈的抵制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对于新观念的需求也是有限度的，因而对于外来观念的吸纳从而对于既有思维的改变也就总是有限度的。这也就是说，思维方式的全盘西化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这样一来，在部分改变了的思维方式与既有的传统思维之间便存在着一种张力，即原先外在的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现在成为了内在于思维方式内部的差异和张力。这种思维方式中内在差异和张力的存在必然会带来种种冲突和问题，因而需要予以整合，以消除或至少减弱差异与张力，形成一种具有和谐性的新的思维方式。而这就是基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创新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固然从根本上说要通过整个民族在实际生活中长期的整合努力，但哲学家自觉的系统性的概念化整合却也能够推动和加速这一过程，从而有着莫大的意义。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哲学的重大创造固然在一些情况下是在一个思维方式相同的民族内部完成的，但这种情况大多是在各民族独立发展的人类历史早期发生的现象。而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甚至碰撞，就成为一种常态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创造就更多地是在不同文化特别是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张力的牵引下而进行的。例如，基督教思想就是形成于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互相吸纳，中国的宋明新儒学则是以本土的儒学思想吸纳佛教思想而实现思想创新的范例。自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种民族间的交往与冲突就更是不可避免，从而将文化冲撞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地摆在了每一个后发展民族面前。这既造成了既有文化的危机，但同时也给文化的发展，哲学的创造，提供了机遇。关键是看人们能否自觉地抓住这种机遇，将创造的可能变成现实。
三
这种根源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映射”或“移植”，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各种哲学流派中，惟有马克思主义最为明确地把自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所谓中国化，就是直面中西文化以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并自觉地转化和消减这种差异。正是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另方面亦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自觉，因而在将产生于西方的一种理论“映射”或“移植”到中国文化方面，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最为巨大的成就，并进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巨大创新的前提。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近百年以来，这种客观上基于两种思维方式差异的“映射”或“移植”就一直在进行。从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已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这些成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明了其在思想上的成功的创新性。而这种创新性之所以可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就是基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或“映射”、“移植”。这种接受或“映射”、“移植”，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在其中，固然已经存在着一些从思维方式高度进行反思的哲学文本，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但更多的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所形成的创新成果。在这些关于实际问题的创新成果之中，无疑蕴含着思维方式的创新，因而对其中的思维方式创新加以反思性把握，使之概念化、系统化，当能极大地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此而言，这些持续增长着的实际性创新成果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巨大宝库。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一项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对这一思想传统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出其得以形成的机制，以大大地提高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基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进行的思想创造的认识，从而极大地提高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自觉性。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