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毕生心血为我国医学免疫学界育出一片“人才森林”:院士2名、硕士博士144名、正副教授100多名;
他首次在国内发现5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检测标志物,为肿瘤、肝病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方法;
他在临床免疫学一线奋斗60年,无私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超过我”
第二军医大学院士王红阳,当年是孔宪涛带的首批研究生。
改革开放之初,研究生凤毛麟角,孔宪涛给他们上的第一课,竟是刷洗瓶瓶罐罐:刷试管要刷18遍,其中过酸要过9遍。王红阳当时还是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双手各提一桶25公斤的蒸馏水爬3楼,累得满头大汗。
这是技工做的事嘛!研究生都不理解。但孔宪涛自有一套理由:做科研要有动手能力,而动手能力要从刷洗试管开始。
研究生很快就理解了导师的一片苦心。
王红阳说,没有孔教授,当年我的课题就没法完成;而没有这个课题成果,我就不可能作为第三世界青年科学家代表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免疫学大会。那是1984年,全国才两个名额,我是二医大第一个出国的学生。孔教授让我受益终生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课题的指导,而是教会我要有民族自尊心,要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能力。
长征医院的实验室虽然在全军和华东地区首屈一指,但当年也有说不出的无奈。好不容易买了“炮”,却没有“炮弹”――试剂。外国公司鬼精,买了他的仪器,修理你得找他,所用试剂也得找他,总之要让你从此离不开他。
孔宪涛不信这个邪。没有试剂,自己制。
有些试剂自制很危险。溴化氰是一种剧毒物质,合成过程中会冒出足以让人猝死的气雾。我来!孔宪涛带着防毒面具干开了。各种试剂被研制出来,被迫中断的课题一个个得以进行。
孔宪涛悉心育人,目光高远。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生导师要求学生的论文上“中华牌”,即上有“中华”头的医学期刊。这,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但孔宪涛把目光瞄准国际前沿,鼓励学生打“世界牌”,上权威的国际医学杂志。在与学生共同完成论文时,他一律要求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是孔宪涛的黄金时期。他从一个讲师成为一级教授,双博导(消化内科、临床免疫),担任中国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全军检验学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军优秀科技工作者”等殊荣。
堪称“大牌教授”的孔宪涛,偏要打破学生对他“高山仰止”的感觉:“如果跟着我亦步亦趋,那就完了”;“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超过我”。
如今,不少学生超过了他。
2006 年,长征医院血液科主任侯健诊断出华人第一例IgE骨髓瘤,孔宪涛高兴得像个孩子:“太好了!当年我做了成百上千的标本,没有发现,现在你发现了,把华人多发性骨髓瘤的系列补齐了。”
梅长林是大名鼎鼎的肾病专家。当年读博时,他做一种对肝硬化有重要价值的Ⅲ型胶原蛋白研究。眼看七八个月过去,从各种各样的动物身上都没有找到这种蛋白。他来找导师孔宪涛,准备改变研究方向。孔宪涛与他一道分析失败原因后说:“你已经接近成功了,成功就在坚持之中。”果然,梅长林坚持研究,坚持出一个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检验科主任高春芳,读博时做肝的星状细胞研究。当时,德国人刚做出来。他们用的什么方法?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教授孔宪涛也不知道。他就用聊天的办法启发高春芳创新。高春芳与硕士生范列英创建了一种方法,当分到18次时,星状细胞分离出来了:国内首次,世界第二。
持续“创新”的背后
上世纪70年代,孔宪涛在翻阅国外《微生物学》杂志时,敏锐地感到“免疫”是个国内亟待发展的新科学,由此,他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
改革开放之初,孔宪涛那个检验科只有4间小屋,一台显微镜、一台电泳仪和一些瓶瓶罐罐。在长征医院当时的院长杨建南支持下,孔宪涛建起实验室,开展临床免疫学研究。没有抗血清,孔宪涛就跑到郊区奶牛场义务打工,换得没人要的牛血,用土办法搞出抗血清。短短几年,孔宪涛带领技术人员自力更生合成溴化氰、碘乙酰胺,制成抗Fc、抗Fab、抗μ、抗α、抗κ、抗λ、抗C3等近20种抗血清,为鉴定M蛋白病打下物质基础。之后,他们制备新试剂50余种,完善了球蛋白分子病的诊断技术,其中近20种填补国内产品空白。在此期间,孔宪涛的实验室不断传出好消息:首次发现我国第一例免疫球蛋白轻链病;发现并首次报道我国的第一例γ重链病;发现极为罕见的IgA半分子病(全世界只报道5例);1983年再次发现了一个稀有病种―μ链病;同年,他帮助上海兄弟医院鉴定成功α重链病。至此,孔宪涛先后在国内首次发现并报道5种免疫球蛋白分子病,并在总结数百例同类疾病的基础上,提出此类疾病诊断的8个步骤;提出鉴别M蛋白病良性与恶性的5个要点。这些都是轰动全国并引起世界关注的医学科技新闻,为我国填补了空白,也为我国的医药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持续“创新”的背后,是孔宪涛对科研目标的清醒判断,以及几年乃至数十年锲而不舍的追求。
1981年开始,孔宪涛又带领学生开始第二个主攻课题――肝硬化形成机制研究。期间,无情的病魔折磨着孔宪涛。在实验进入攻坚阶段,他每天拖着病体,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有时肝区疼痛难忍的时候,就用实验台桌角顶住腹部休息片刻。经过14年攻关,孔宪涛和同事完成分子免疫学、基因调控等20余项课题,建立了透明质酸、胶原等10种肝纤维化早期指标的检测方法,为慢性肝病、肝纤维化早期和无创伤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肝纤维化机制和临床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孔宪涛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13项,获国家专利10余项,众多技术在全国医院推广。
用自己的身体来教学
30余年来,经过孔宪涛呕心沥血的培育,长征医院一个小小的检验室,发展成为一个集科研、教学、检验于一体,闻名全国的大型实验基地,成为全军临床免疫中心和全军重点实验室,以及全国指定参考值实验室和上海市靶值实验室,其规模、管理和研究水平达到国内一流。
今年夏天,由于病情恶化,孔宪涛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就是在手术前一天,他还为全院上了一堂党课。手术后,他不顾身体虚弱,常常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大家劝阻他,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就让我多做一点事情吧!”
孔宪涛把一生的智慧和精力无私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在他生病期间,也不忘记用自己的身体来教学。
孔宪涛重病期间几次手术,他都把医学上所要反映的问题通过他自己体验反馈给主治医生,包括一些手术的反应和药物的反应,好为其他患者减轻病痛。
10月31日10时,77岁的孔宪涛教授躺在党旗和鲜花丛中,永远地睡了。
为他送行的人们,络绎不绝。
海内外学生得悉孔教授逝世,不约而同道出心声:“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硕果盈枝花千树,飞红万点情如海。大师之爱,生生不息。
孔宪涛教授在做实验。（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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