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推进医改，不仅要解决医疗、药品等问题，更要关注在有限的资金投入基础上体现和提高卫生工
作对国民健康和社会发展的真正价值。（资料照片）
11月22日，“中国医药体制改革――机遇和挑战”国际高峰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国内外十多位医疗领域的嘉宾“会诊”中国医改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
公益性：杜绝“公立医院见死不救”
“医改的关键在于恢复和维护医药卫生体系――特别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说。“我们必须建立机制来杜绝‘公立医院见死不救’。”
桑国卫在论坛主题报告中指出，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在公共卫生服务中，也体现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投入与具体组织和管理责任中，而保持医药卫生体系特别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其核心。
“公立医院不能越盖越大，越盖越高级，收费越来越高，这不是我们能够承担得了的。”桑国卫表示，保证公益性的关键是公立医院存活和运行的机制和财政保障，因地而宜，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的规模与标准。
关于医改投入问题，桑国卫提出，医改不是简单的国家与社会单纯扩大卫生投入，更要关注的是如何在有限的资金投入基础上体现和提高卫生工作对国民健康和社会发展的真正价值。要非常严肃地考虑成本效益比，认真借鉴国际经验，要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积极调动民间公共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并有补充的医疗保险相配合。
常见药物：破解“有票难求”现象
对于基本药物制度出台后一些常见药物“有票难求”的现象，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说，发改委目前正在调研，问题正在探讨，希望企业提供积极的、有益的参考意见。
“有的媒体记者经过调研发现，一是指导价格和企业实际的中标价格，特别是和基层医疗机构销售的价格差异比较大；二是每每调整后都出现药品撤架的问题。”刘振秋说，“我们也在开展调研，正在制定积极的调整机制，但我们的出发点还是希望既要体现基本药物相对低廉的要求，但也不因价格牺牲质量。”
刘振秋指出，合理制定基本药物价格，要坚持合理成本、合理利润原则，压缩流通环节不合理空间，适当降低价格总体水平，同时，制定的价格要有利于提高企业保质保量生产供应，并按照基本药物配备和使用，要执行统一的指导价格，不再区分不同企业，而在具体品种价格上，则要根据竞争情况，有升、有降、有维持。此外，政府制定的基本药物指导价格要进行动态调整。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姚宏表示：“我们强调的不单是价格低廉，还要价格合理。”
逐步改变医疗保险的给付方法
11月22日下午，姚宏发表演讲后，现场有人提问：“老百姓去看病的时候，还没有拿到药就要花很多费用，我想知道讨论医改方案时有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们要控制总医疗费用，特别是检查费用，这两年诊疗费、检查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药品增长速度，给医疗保险基金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老百姓对加大控制门诊检查费的愿望，姚宏明确表示认同，“明年我们准备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的服务质量，更好地控制不必要的滥检查、滥收费。”姚宏还提到，将以逐步改变医疗保险的给付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据统计，目前全国13.2亿人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已达11.3亿人。姚宏指出，到2020年，我国将建立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实现全民医保。
关于这个美好图景的进程，作为医疗保障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姚宏介绍了最新数字：“截至10月底，中国三种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超过了12亿人，到年底仍然会有比较大的增长。”
“我可以说这样的话，发布的基本药物将全部进入医保药物甲类，个人不另外负担。”此外，姚宏说，目前，其工作重点是配合《基本药物制度》，尽快出台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国家基本药物目录》11月底必须出台。”姚宏说，“请大家耐心等待。”
卫生经济学家的问题：到底多少是足够的
世界银行人类发展部首席卫生经济学家约翰・兰根布伦纳指出，中国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投入与GDP的比率偏低。
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我国财政投入在全部医疗支出中所占比重仅为15%―18%左右，占GDP不到1%。而发达国家对公共医疗财政投入则占GDP近8%。
“到底多少是足够的？是否需要更多的资金？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中国需要在现有的筹资水平上更加合理地利用资金，这是非常重要的。”
约翰・兰根布伦纳提示说，政府通过什么方式投入，是通过社保基金方式，还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去做投入，这也需要仔细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