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刘国防忙得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是翻看资料,就是在电脑前认真撰写文章。自2005年3月确定他为《新疆通史》两汉卷主编后,他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经过四年多艰苦努力,他所承担的《新疆通史》两汉卷终于完成了10万字的试写稿。
国内几乎所有涉及新疆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汇聚《新疆通史》编委会,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说:“《新疆通史》的编撰非常重要,这是当前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这个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是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严谨细致的工作带来便利的工作进展
一部历史,必须要经得起历史考验。一部新疆历史,要正确阐明新疆历史,为新疆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2005年初,随着《新疆通史》正式立项,一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汇聚在新疆乌鲁木齐。
要写史,首先面对的是采用什么体例撰写的问题。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新疆通史》编委会常务副主任苗普生回忆,2005年2月1日召开第一次编委会全体会议时,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各述己见。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有撰写体例与编写大纲确定了,《新疆通史》撰写工作才能完成大的框架。
2005年2月8日的第三次会议上,终于达成一致意见:采用通史体与专史体相结合的方法来写《新疆通史》,初步确定9卷10册加4个专史卷。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最终确定为14卷16册的写作规模。
细致的工作还体现在编委会对全书体例、篇章结构、观点文字、语句等方方面面。甚至每一卷是以“绪论”还是“导论”开篇这样细致的问题,编委会都一一听取各位专家学者意见,进行规范。
这是2005年12月10日编委会召开的关于清代卷的一次研讨会记录――在认真听取了清代卷上下册主编齐清顺、管守新的撰写说明后,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有专家学者认为,上下册各有教育文化章节应合并为一章;上册的“羁縻沿边各部”各部内容十分重要,应单列为一章,并增加“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一节内容。
这样的研讨会在《新疆通史》四年的撰写过程中开过多少次,已无法记清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各位专家学者正怀着对历史、对现实高度负责的精神,努力、细致地工作。长期从事新疆考古研究的老专家、中国社科院陈戈先生因为身体等原因无法参会时,每次都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用小揩写成书面发言,送到会场。这并非只是个例,类似的专家学者还有很多。
通过《新疆通史》培养一支专家学者队伍
见到艾力・吾甫尔时,他刚完成一本30多万字的翻译著作,这就是从察合台文和土耳其文翻译的《噶什喀什历史译注》。“这个项目是2007年申请的《新疆通史》的一个辅助工程,虽说我没有承担主编工作,但我感觉自己收获很大。首先我认为这是对我研究能力的信任和认可。做好翻译工作,首先要接触大量的历史文献。翻译不是简单地对文字进行翻译,而是通过翻译对历史进行考证,这对我专业能力提高很大。”
《新疆通史》47位编委会委员中,内地专家学者有21位,新疆本地专家学者有26位,都是中国目前研究新疆、边疆历史的著名学者,像中国社科院的马大正、厉声、孟凡人,北京大学的荣新江,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武汉大学的陈国灿,南京大学的刘迎胜,陕西师范大学的周伟洲等等。一些内地专家学者还成为《新疆通史》的各卷主编,如史前卷的主编就是南京大学的水涛,隋唐卷的主编是中国社科院的吴玉贵,魏晋南北朝卷的主编是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欣等等,此外还有200多位研究人员加入其中,其中就包括艾力・吾甫尔这样的年轻人。
作为一名从事新疆历史研究多年的中年研究者,刘国防坦言,随着正式工作的启动,他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客观地说,多年来许多前辈对新疆历史的研究有过成功的范例,如何在此基础上,拿出自己新的研究成果,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有创新,这是最大的压力。过去几乎所有的研究方向都关注于新疆历史上的政治状况,现在我们想从社会生活的方面写历史,这就是个考验。因为许多社会生活的事,史料中只字不提,或只几个字,要想说明问题,只有不断寻找更多资料,这将极大推进新疆史研究。”
有不少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加入到编写《新疆通史》的行列,有的担任编委,有的主持项目。维吾尔族老专家维古尔・沙依然生前非常关心《新疆通史》编委会的各项工作,出席各次会议,发表自己的意见。新疆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伊斯拉斐尔、新疆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伊弟利斯和哈萨克族老专家贾合甫等,每次都认真地参加研讨,畅所欲言。
《新疆通史》编委会主任吴敦夫早在2005年3月10日编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通过完成《新疆通史》这个大项目,一定要培养和锻炼一支包括各个民族参加的,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新疆地方史的专家学者队伍。
以史为鉴,为现实服务
“古代部分在论述屯田时,每一节宜以屯田地点划分替代地方政权名称划分,这对编撰工作有利;
中原王朝的屯田对于中国版图的扩大、各民族向心力凝聚和增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写作中应体现出来;
民国时期的屯田带有时代特点,这一时期资料的积累是个薄弱环节,应加强搜集整理。”
以上几点,仅仅是一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发言的摘要。从《新疆通史》正式启动时,编委会就十分明确一点:正确阐明新疆历史,为自治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如何做到这一点,成为各位编委会成员和各卷主编最关心的一点。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新疆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苗普生回忆道:为做到这一点,又尊重各主编的观点,我们采取了一个全新办法:遇到问题和分歧时,召开各方专家学者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各自的意见与看法,最终采用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观点的办法。
“这种良好的机制,让我们尝到了甜头。学术观点不断碰撞,让一些原本模糊的观点渐渐清晰,让我们从中吸取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的著作。”说到这里,苗普生笑着说道:“你不知道,许多会议上,一些专家学者争得面红耳赤的,这是为后人留下一个真实历史所必需的。”
编委会主任吴敦夫介绍,最初他提议增设一册《当代新疆反分裂斗争实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通过《新疆通史》的撰写,通过对新疆反分裂斗争的梳理,让更多人了解新疆反分裂斗争的真相,进而扫清一些思想上的模糊认识。
吴敦夫说:“我们坚持一个观点:哪种观点更贴近历史,就选择哪种观点。通史是新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对于民族发展进程问题,要解决好源和流的理论问题。所以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强调了这一点: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一定要尊重历史。”
王乐泉书记和两位自治区主席都十分关心《新疆通史》编委会的各项工作,亲切接见专家学者,听取汇报。王乐泉指出:“编写《新疆通史》,就是为今后阐述新疆历史、阐述新疆与内地的联系等方面,能够成为最具权威性的、最系统的历史证据。要使《新疆通史》成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高水平的史学精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