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将减征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延长至2010年底，按7.5%征收。这不仅意味着扩大汽车消费的优惠得以延续，也表明国家对致力于开发小排量汽车的国产自主品牌的扶持与鼓励。
15日，财政部公布了我国新调整的进出口关税税则。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能源资源
16日，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现场会在江苏南通召开。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征集信息，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档案，研究大、中、小型三类企业划分标准，支持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围绕经济工作会议，多项力促扩大消费、节能减排、支持小企业的政策措施紧锣密鼓似地陆续推出。在这些看似细小、具体的制度安排背后，却拉开了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新的历史篇章。
推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从制度安排入手，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专家认为，与从前不同，此次经济工作会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着墨之多、地位之重、决心之大，堪称前所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提了多年，但成效并不明显，这主要缘于过去偏重一方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如是判断。赵锡军分析，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下滑使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不均衡的问题更加突显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市场对此也达成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共识。
在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眼里，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过往科学决策的延续，也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客观要求。“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目录，并由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逐步取代审批制。这是我国投资体制改革中针对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弊病的一剂良方。但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迫使加大投资力度成为保增长的必要选择。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回升，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要按照科学产业发展目标深入贯彻下去。”何海峰分析，“另一方面，危机以来外需的萎缩和近来频仍的贸易保护争端要求我们必须对出口外向型发展方式进行调整，转向出口与内需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不只宏观上，微观层面的结构不平衡也同样存在。为抵御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投资对GDP贡献超过七个百分点，创下历史高位。但具体到不同领域，钢铁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而“三农”、教育、科技、中小企业等领域却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如何确保各行业、各领域能够沿着质量与效益的道路发展，并使之成为长期持久的自觉行为，这就需要在政策之外，有相应的制度和规范予以保障，增加可操作性。
“当前，促进投资均衡发展需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让民间投资和社会投资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消费增长，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以及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推进城镇化建设也需要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完善跟进。而这一切政策的实施，都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撑。有效、科学的制度安排是转变发展方式能够落到实处，收到成效的根本保证。”赵锡军说。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表示，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从制度安排入手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论述，提出了当前经济发展根本性的问题。他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内需外需的结构问题，也不仅仅是对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量化要求；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场生产力的革命，它要求对经济社会深层次的制度问题进行完善和发展，从而促进劳动力、科学技术、资源环境这三大要素的和谐发展，推动生产力的进步。
困难：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挑战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表明，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成各行业制度化、规范化的主观行动，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因为这是中国经济一次对科学发展道路前无古人的探索，同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模式也将给转变带来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观念转变之难，虽然转变发展方式过去也提过多次，但缺乏强有力的推进，因此在许多人观念里还是片面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忽视消费的作用；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略社会效益，缺乏统筹发展的战略考虑；其次，如何把当前已经形成的落后产能、旧有结构、低端产品通过调整和消化，转向新的发展方式上来也是一大难点；此外，评价经济增长的标准也要相应调整。比如太阳能发电、电动汽车等由于成本高而无法广泛应用的节能技术需要政府相关的政策引导和鼓励才能使之逐步普及。”对于调整之难，赵锡军认为国家是有充分准备和应对之策的。
在邹平座眼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制度化难题更多表现在中国要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上。他说，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当前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变得愈加突显，转轨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与结构具有复杂性，市场失衡与市场局限性使很多问题难以看透。而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国际经济，外部冲击和虚拟经济的影响更会增加经济运行中判断与把握的难度。
“从国内看，要坚决纠正当前各经济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银行等存在的短期化行为。”邹平座认为，短期化行为在地方政府身上的突出表现就是盲目追求GDP，看重眼前利益，忽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企业身上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不考虑企业信用和企业文化；在银行身上就是把大量资金集中于价格高、利润大资产上，为金融风险埋下祸根。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是使投资增长过快，经济的基础资源浪费严重，并造成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而这种增长往往表现出一种虚假繁荣，遗留问题很难根治，宏观调控也常常是鞭长莫及。
实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仅仅将制度安排理解为暂时短期的政策风向是片面的，从党中央谋求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上看，这必将是一个制定制度、执行制度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制度的理论上没有终点的动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安排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科学的制度安排，能降低“风险”、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何海峰提出，在制度安排上，政策也要强调从人口、教育、养老等供给方面入手，改变过去更多偏重依靠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需求调控的做法。“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消费，实现这个目标要有科学的制度安排。过去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是稳定而略有下降的趋势。因此要真正扩大消费，首先要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确保居民收入占比有所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使居民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从根本上消除消费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使消费增长健康而持久，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业界基本形成共识，即工业化和城镇化。但这绝不是走过去的老路，而是赋予了革新发展方式的新内容。”何海峰说，工业化就是要走以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格局主要服务于大中型企业，小企业融资有先天的困难。但勇于创新又是小企业的天性，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对现有的资本市场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充分发挥其为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平台的作用，让更多资金进入生产力的基础部分，培育新兴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经济的制度框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市场制度，也称市场秩序；二是政府的管理制度，包括行业监管等；三是法律制度。这三种制度是铁三角关系，缺一不可，同时要均衡发展。”邹平座分析，中国谋求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化安排首先要完善市场秩序，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不动摇，逐步建立一个有效率、安全、透明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邹平座认为，就社会管理制度层面而言，当务之急是提高各级政府执政和监管水平，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包括价格管理、听证、仲裁、市场许可、奖惩等政府公权都需要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形式表现。同时，监管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否则会成为它的阻碍力量。这也对我国各级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人们，监管只能强化，不能放松。但监管是不管死，而是要管活。高超的监管水平是要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提高市场的公平性与透明度，在降低风险的基础上，鼓励创新与发展，为企业谋求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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