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到北平上大学,第二年，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赵万里先生在学校开设史部目录学课。一天下午课后,他领着我们几十个学生去参观北平图书馆。楼上的大阅览室一列列半人高的书架上摆着许许多多的中外工具书和大部头丛书,展示着人类文化精华的底蕴。然后,赵万里先生领着我们走向地下室,领略那里收藏的各色绫子封面的
下一年,我听了杨人?先生的世界史课,指定的参考书有罗斯托夫采夫的名著《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罗马》。这几部书在东安市场的旧书店里遍寻无着,藏书四十万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未见收藏,但终于在北平图书馆里找到了――深兰色硬面精装两厚册,真是如获至宝。不过,这书不允许出借,于是,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每天趴在大阅览室努力阅读,连带着在图书馆食堂包了半个月的午饭。以我的有限的英文程度努力地勉强地读了《古代东方》导言和前面几章,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满足。尤其是导言里讲的地理环境对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发展的影响,使我获益尤多,以至念念不忘,在以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一而再地把它引入到我的讲课中来。
不久,北平解放了,改名北京,北平图书馆也随之改名为北京图书馆。我的人生经历也从大学兜了一个圈再回到大学,不过这时已经从学生变成教师了。于是,我又成了北京图书馆的常客。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要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出处,一时找不到。这时,想起北京图书馆里的一位同志来,他穿着一身旧西服,瘦瘦的个子,坐在目录室的西南角一个高台子上以备读者咨询,类似中古佛寺讲经和尚的“高座”,或者欧洲大学餐厅里供教授与学生一同吃饭讨论的HIGHTABLE。于是去请教此公。果然得遂所愿,那两句诗是出自北宋汪洙的《神童诗》。于是一边慨叹自己学识的浅薄疏略,一边也惊叹于北图有这么一位活字典似的通人。“文革”期间,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门了,一时成了文化荒漠,苦于无书可读。1968年夏的某一天,忽闻图书馆可以有条件地开放。于是骑车去探听,果然,北京图书馆和王府大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都开放了。那时,我还有一张“文革”前申办的借书证,于是每周假借去各单位学习大字报的机会,轮流跑到这两个图书馆去。到科学院图书馆是看它藏的敦煌文书缩微胶卷和架上的日文文史学报。到北图则是借阅新到的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再有就是去报刊阅览室里乱翻一些外国的科学杂志。可惜,不到半年,北图再度封闭。我又一次失掉了钻空子看书的机会。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图书馆又热闹起来,一大批荒废了十几年学业的年轻人如饥似渴地读书、备考。北京图书馆每天一早排满了准备进馆学习功课的人群。在报上看到消息,我特地起早骑车去北图大门瞄了一眼,只见人群曲曲折折排了长队等待开馆,队伍一直蜿蜒排到大门之外,盛况真是空前。此后,我又同图书馆打过不少交道,一直到它改名国家图书馆搬入白石桥新址。然而当时老馆大门门楣上蓝底白字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牌匾在我记忆里始终挥之不去,北京图书馆一辞也随时随地脱口而出,成了我的习惯用语。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