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采访王朝闻先生，却又忐忑不安。他在自己的文集后记中曾专门提到：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见客人、接受采访、写序跋一类事只能“抱歉”。但我还是尝试着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听到王老对书法艺术的意见。王老竟很爽快地答应了。在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快乐而乡音浓郁的川南话。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叩门而入，是三九寒天，虽然室内有暖气，王朝闻先生还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外罩着宽大的条绒夹袍。未多寒暄，入座便开谈。王朝闻先生希望书法研究注意艺术的多样性。深入探讨艺术个性形成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他问我：“你注意到四川人唱歌和蒙古草原牧民唱歌有什么不同？”这，我也有过约略思索：四川人轻快、高亢、亮丽、清脆；草原上的人浑茫、厚朴、深邃、激越，类似的概括性的形容当然还可找得出一些，过于胶执似乎又会归入悖论。但显然的分别总还是找得到的。倘若王朝闻先生用四川人的歌唱和云南人、贵州人、湖北人相较，恐怕那差别就要幽微难寻得多。他一下子选择了这样两个地域遥远，生活习俗和文化构成都鲜明不同的例子。这似乎是王朝闻先生正在思考的一篇随笔性美学文章的内容。他的谈兴被活跃的思路驱动着，其声也朗朗，其意也漾漾。蒙古人的声音和情绪，是因为大草原的辽阔、平旷、人烟稀少，以及骤马驱驰，大碗吃酒肉的生活养成；西南地区，山水逶迤、路转峰回，人性活泼诙谐，生活中的“乐子”颇多，语言、歌唱中的幽默轻俏亦耐人寻味。
显然，王朝闻先生的艺术鉴赏有着很浓厚的社会学意蕴。中国的书法，起源于像形文字，最初是生活图景的记录。王朝闻先生说：毛主席写“缚住苍龙”的“缚”，就含有万丈长缨的意蕴。当然，文字的演进逐渐脱离了象形。作为艺术作品中不同风格的比较，关键要把握住彼此之间差异的“度”。王老的阐述使我联想起中国的方言，如同自然植被，是一个看似浑然一体，实则能够仔细分辨的梯形衍变关系。我也应和先生：湖北北部的人，几乎说的是河南话，而其南部口音，则更像是湖南话了。
王朝闻先生在谈到艺术风格的区别时，用川剧《义捉王魁》的唱腔作例子，摹仿几位著名演员，由吟到唱，足足有好几分钟，他已经沉浸在对那幽微差异的捕捉和欣赏之中了。为这件事，不少朋友为我遗憾：你为什么不把王老的吟唱录下音来呢？我也颇怅怅。但是，我又反问：如果放着录音机，王老肯唱吗？兜里揣个录音机，这谈话能有这么自然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我独闻之，堪为永年之忆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