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院士
他在2000年3月12日首次提出了“大北京地区”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指把包括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等在内的城乡建设规划统筹纳入“大北京地区”。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可有谁知道，吴良镛提出这一建筑理念的初衷和酝酿过程是什么呢？
1999年6月23日上午，国际建协第20届建筑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澳地区召开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大会开幕式后，“人居骄子”吴良镛作为本次大会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建协《北京宪章》起草人走上讲台，代表中国建筑师以“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的未来”为题向大会作主旨报告。在报告中他说：“我豪情满怀地目睹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不仅仅是将什么样的物质环境、城市与建筑、园林作品等交留给子孙，还要（也许更为重要）将百年来乃至几千年以来，从赫赫有名的建筑师到默默无闻的工匠为人类造福的理想、为广大人民改善生活减轻疾苦的精神流传给后代，将建筑事业中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留给他们参考。”
大会通过了吴良镛教授负责起草的《北京宪章》，这是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成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80年代末，面对中国轰轰烈烈的建筑事业，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以及古典建筑学的贫困，吴良镛吸取中国文化、哲学的精华，融贯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1989年出版的《广义建筑学》，对建筑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与展拓，该研究获1990年国家教委科学进步一等奖。针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与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他提出以城市规划、建筑与园林为核心，整合工程、地理、生态等相关学科，构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以建立适宜居住的人类生活环境。
“1988年，我在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所提出的‘人类聚居’概念的启发下，写成了《广义建筑学》，之后仍在继续进行探索。1993年8月，利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大会邀我作学术报告的机会，我特邀周干峙、林志群同志一起分析了当前建筑业的形势与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对此，社会与学术界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支持下，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讨论人居环境科学问题。如今，不少高校开设了此类课程，人居环境的建设工作正在陆续推进之中。”吴良镛对自己所追求、从事的事业之前景充满信心，“‘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是围绕城乡发展及其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群，尚处于始创阶段，我们仍在吸取有关学科的思想，努力尝试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结合实际走自己和路。”
言及“山水城市”，年过八旬而仍然活跃在祖国城乡建设和建筑教育第一线的吴良镛如是说：“‘山水城市’作为一般意义或普通意义上的概念，是指城市要结合自然。山水的特色构成城市环境的特征，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环境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现在不少城市都在搞它的特色，甚至追求欧陆风情，但多是一些不三不四的高楼，有些是无意义的建筑形式的模仿。事实上，是对山水环境的破坏，特别是对美丽自然山水所构成的错落有致的天际线的破坏。”诚然，城市都要因地制宜地发挥它的特色，城市艺术的创造归根结蒂还是要从自己的特殊条件下作“不落俗套”的文章。大匠之笔，不在花钱多少，而在其内在意境上的“惊人之笔”。
“今天所盖的房子数量特多，规模很大，所以现在不是盖房子，现在是在盖城市，必须具备城市设计的观念。”吴良镛在建筑学理论上就当前城市发展提出了“大城市”的概念，“建筑师仍要认真研究城市环境，这个环境不只是人工环境，也不只是自然环境，应当包括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他在2000年3月12日首次提出了“大北京地区”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指把包括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等在内的城乡建设规划统筹进行研究，通过合理的布局与建设，促进京津冀都市带及区域整体发展，使“大北京地区”共同发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的作用。
作为广州市政府顾问的吴良镛在为该市今后发展出谋划策时也提出了“大广州”的理念，认为广州市不仅应是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中“众星捧月”中的新月，而且应该通过建设“大广州”成为继80年代深圳、90年代浦东后，新世纪拉动我国新的战略调整的城市；主张设计人员不应把目光局限于广州，更要研究珠三角、东南亚乃至世界的城市。
常言道：风格即人，文如其人。建筑师的作品，也像文学家的文章一样，集中体现自己的素养与风格。吴良镛热情接受新观念，但又始终保持冷静，不盲从外来的各种建筑思潮或形式，他自认“我没有什么主义，也不属什么流派。”自己每项工程或方案都能因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因而，他的“作品”反映出了强烈的时代感，形式多姿多彩，人居相扶。
在某种意义上讲，吴良镛更是一位人文主义学者，他致力于建筑学、城市规划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他曾参照西方城市发展过程，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规律，指出中国建筑与城市发展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在历史文化古建筑保护上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为宣传保护历史文化及自然生态环境费尽了心智。
积淀着四千年东方文化的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的“无比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被中国建筑界和城市规划界誉为“卓越的纪念物”与“一个文明的顶峰”。然而，今天现代化的进程和历史文化的保护之间经常发生着矛盾，如何解决矛盾就成为很多人潜力钻研的问题。在这方面，著名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与设计专家吴良镛在开创着古城更新的新途径。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菊儿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长438米，居住着200多户居民。这条胡同的危旧房改建小区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镶嵌在古老的京城。谁会想到，菊儿胡同危旧房改造工程最初仅有2000多平方米？吴良镛不嫌其小，精心设计，保留了北京传统的旧四合院和粗壮的古树。他说，在这里他实现了一个多年的梦想，“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毁坏下去。从太和殿前面的广场到小胡同里的四合院，都反映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建筑精美、园林秀丽、居住方便，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传统的伦理观念，整个系统非常和谐，非常美。当时，菊儿胡同眼看就要被拆去了。”
其实，吴良镛对菊儿胡同的设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个建筑设计了，已经囊括进城市设计的含义。当时，国际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大拆大改差不多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吴良镛提出一个“有机更新”的思想，“有机更新，就好像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陈了，是百衲衣，也不失其美丽。”
“有机更新”的理论构想，是吴良镛1979年在北京什刹海地区规划研究中提出的。目前，这理论的主要思想与国外旧城保护与更新的种种理论方法，如“整体保护”、“循序渐进”等汇成一体，逐渐被国内的苏州、西安、济南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所接受，并结合各自历史地理条件的实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旧城的改造与更新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传统的城市布局如何适应变化的生活方式，更新的城市面貌如何符合原有的城市肌理，对于建筑师将是一个值得长期思考解决的问题。北京菊儿胡同的整建便是这样一种探索。它体现了旧城整治中“有机更新”的思想，其“新四合院”的住宅体系，使新建筑服从历史城市的肌理，倡导了一种既与传统文脉相承、又结合现代功能与技术要求的清新又简朴的风貌，被公认为旧城更新实践的成功典范，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设计金牌奖及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走进菊儿胡同，白墙青瓦，色彩明朗亲切，步入楼房四合院有一种到家的感觉。看来，“四合院”形式因其传统而造就了居民心理的认同感，对京城人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
在41号院，快人快语的李浮增老汉讲起这条胡同滔滔不绝：“改建前的菊儿胡同是一座破旧拥挤的大杂院，这里有44户138人，人均住房面积仅5.3平方米；改建后这个小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10多平方米，不仅有设计古典的四合院楼房，还有一流的社区服务。想想昔日低矮破旧的民宅，雨天水灾，热天似蒸笼，再看看今天的新四合院，真是梦想成真！”
据悉，如今已有万余人次的各国友人来此参观访问，并有20多户外国人干脆租下房子，成为这里的新居民。他们说，“能住在这样古典与现代结合的建筑里，我们非常自豪，北京越来越美丽了！”
作家刘心武著文《四合院与马桶》，对现在四合院里居民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作家李文国甚至提出，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对居民的文化心态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但是，吴良镛却对四合院——这个北京已沿袭了800年的居住形式情有独钟，他的评论颇犀利：“关于拆北京旧城以取得基土地的使用权，我有个比方，就像把故宫的铜鼎熔化掉，用它的铜；就像用古代的字画作纸浆来造纸。如今，北京完整的四合院、胡同不多；然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永远也不会太晚！”
“值得思考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规模商业房地产开发热潮的迅速兴起，北京旧城保护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还有待于人居领域的研究者积极探索，突破当前旧城保护的困境，推进市政建设。”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对吴良镛来说就是一个召唤。1996年12月，吴良镛出国开会的机票已经买好，但是一位老友说，我们要讨论苏州的规划，就是为了保护苏州。于是，他退掉机票，转程去了苏州。他说，许多历史文化名城正处于存亡之危机之中，近年来更是关键时刻。于是，他四处奔走……
“东方广场”的建筑轮廓“峥嵘”地出现在天安门东南一隅，故宫和景山在高楼包围下成为“天井”。不少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吴良镛自80年代开始不只一次提出在旧城之外设置中央商业事务区，应该保护故宫、皇家园林及对称排列的四合院，它们是北京城市传统文化的团体。不幸的是，由80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批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规定，当前已几乎被全线突破。这时，吴良镛再次发出了救救北京旧城的呼声。
前不久，他同季羡林、侯仁之等4位著名学者共同倡议发起“建立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专项基金”，便是“保卫文化的北京”的一个最好行动语言。
吴良镛视城市规划和建筑学为致用之学，一生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条件参与建设实践，努力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问题。他从50年代起担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顾问，改革开放后又积极参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规划设计的论证和专题研究。其中，他主持的北京亚运会建筑的规划设计研究，提出“以集中为主，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模式被付诸实施，减免了主体场馆的建设，节约了大量财力；参与长江三峡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时，提出要把三峡工程视为一次特殊的城镇化过程，作为三峡地区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大发展的契机，颇有指导意义而被收入中国工程院出版的《中国科技前沿》；组织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追求传统文化品格与现代建筑的有机结合，利用传统与现代的象征符号体现历史文化再现与地方环境融合的设计思想，该工程项目成为中国人居环境的典型范例之一。迄今，他已出版整整10部学术专著，一个个新学科的框架已清晰地凸显于字里行间，比较集中地记录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实践轨迹，其中又包含多少风霜雨雪。
如果说画是吴良镛灵感的再现，书是吴良镛知识的积累，那么可以说建筑物是吴良镛以高超的艺术修养和渊博的学识才干设计的富有个性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往往吸引了古今中外的建筑艺术精髓，为己所用，又不落窠臼，超脱前人。参与方案设计的国家图书馆，建筑艺术创作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典籍丰富的特点，主体建筑布局对称，构图严谨，格调典雅。中心高达63.6米的塔形书库楼巍然屹立，标志性强，环绕低层阅览楼，轮廓高低错落。蓝玻璃瓦顶、淡灰色外墙砖、汉白玉栏杆、古铜色铝合金窗，这一切在绿荫的衬托下，渲染出有如古代书院的清新高雅的气氛。室内以表现中国辉煌文化的壁画、浮雕处理，文化气息浓郁。
先人居之忧而忧、后人居之乐而乐的吴良镛，那不老的脚步还在古都的街巷里踏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人居。”这是他毕生不改的追求。
吴良镛盘点吴良镛，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人居环境科学先驱，192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50年10月起任教于清华大学。曾获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设计金奖、国际建筑评论和建筑教育奖及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历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及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世界人居学会主席等职，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