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晚上睡觉时，耀华和大妹妹跟我奶奶一起住，小妹妹和我爸妈住在一起，我独自一人睡。记得我们家住四合院时，我一人住着南屋的一个小间，那时候的房门上面是玻璃，下面是木板，下端开一个洞，让我们家的猫进出。这只猫半夜里出来进去的动静我听起来非常害怕，那时半夜里甚至听到我们家水缸盖帘的滴水声也都特别恐惧。
“我舅舅当时30多岁，一直住在我们家。我舅舅对我就有点偏爱，比如我吃饭时非有汤不可，我舅舅做饭时有时给我做上一碗汤。
“我有我自己的乐趣，这就是每天出去玩，和一些领导的小孩玩夹包、跳房子、跳皮筋等。有相当一段时间里我都不在家呆着，直到实在没办法，必须要回家了，比如该吃饭了，我才极不情愿回到这个家。
“那时候特喜欢下雨。每当天阴到像屋里点灯的样子时，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我觉得要下大雨了，这时，我就马上跑到胡同里，站在胡同的正中间等待下雨。一会儿，像铜钱大小的雨点就噼里叭啦地落到了我的头上、身上，接着电闪雷鸣，那个时刻我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业余相声演出。
“当时，我们队大多是工人，他们当时也就二十一二岁的样子，有李国盛。学生有三人，我，还有两位上中学的学生。
“跟我一起说相声的那个人，原来是我爸团里的，他原来是一个理发员，非要学相声。学了一段时间后团里瞧着他实在不像个说相声的，就把他调到了电视台。但他酷爱相声，说唱团不要他他便业余说。所以他就带着我一起说相声，他给我捧。
“我们那时候学相声一是靠听收音机，还有就是当时的西单商场二楼有个小演出厅，大约50平米，不到20排座位，有一个小台是西城区青年曲艺队在演出，那是一个专业队伍。那时有收费标准是10分钟2分钱。我当时只要下午没课，做完作业后，就带着我们学习小组的两三个同学去听相声。那里有人认识我不跟我收钱，他们一见我就说又来了，快上去吧。
“我听相声大约听两遍甚至有的听一遍我就会了，接着我就在礼拜日的下午，上俱乐部去说给别人听了，当时俱乐部在新街口电影院那儿。我们演出时不收钱，工人们凭着俱乐部的证件就可以进去听。我们队所有人演出都是自费，包括去哪儿得自己掏钱坐车，平时省吃俭用。如果不让演，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上一场。如果这场演完了，说哪儿哪儿还有一场，赶紧骑车过去，那是极大的荣幸。
“一开始，我们家谁也不知道我在外面偷着说相声。大约两年后，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去酒仙桥演出，演完后居然没车回来了，于是我只好和另外一个学生一起走着回家。走到家时已是夜里3点多钟了，我母亲给我开的门，她认认真真地审了我一通。我告诉她，说相声去了。我妈当时没表示反对。我现在考虑她的心理，只要不耽误上学就行了，而且子承父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就记得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找了一块布，跟我奶奶一起给我缝制了一件大褂，颜色很浅，米黄色的，我去哪演出就夹着它，感到很自豪，觉得有点专业的味道。”
“我父亲从小留给我的惟一的印象是他老不在家，我从小就很怕我父亲。记忆中，一直是我父亲忙我父亲的，我们玩我们的。我父亲整天忙于演出，包括到我上了中学。在我上学的这段时间，我们居住在一起也见不上面，因为我们的时间表不一样。我放学回来他已经走了，等他回来时我们已经睡了，而早上我们上学时他还没起来。几乎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我们根本见不着面。他在外面干些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父亲一直不知道我偷着说相声的事。他主要是不同意我在当时的那个年龄就学相声。再有一个，因为他自己本身年幼失学，只念过三个月的私塾，深知干这行也需要很好的文化基础。他希望我们上完大学再来说相声。所以在我16岁考上铁路文工团，跟他商量时竟遭到了他的强烈反对。
“那天，他下午没有演出，中午趁他吃饭的时候我也假装盛了一碗饭。那时我父亲吃饭是一个人吃。我父亲一般不在外面吃饭，不管演出到几点，不管人家管饭不管饭，他都要回来吃我母亲做的饭。
“我盛了一碗饭，坐在我父亲对面，那时他还没吃上几口。我说我考铁路文工团去了。他没理我继续吃饭，过了一分多钟，我看他不言语，又说我考上了。这时，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十分严厉，可以说是瞪了我一眼，接着他又低下头去继续吃饭。这时我说的第三句是，人家让我办手续呢。没想到这句话把他惹急了。
“他把饭和筷子猛地往桌子上一拍，瞪着我说：‘谁让你去的，你跟谁商量了？’当时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我总不能说我没和谁商量吧。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是陪一个同学去考试，结果人家看上了我，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
“当时父亲说，你给我好好上学去。我记得我父亲说完这话，从口袋里掏出了5块钱给我，那时的学费是5块钱。他说你上学去！
“后来我去铁路文工团告诉人家家里不同意。他们说你别管了，你父亲的工作我们来做。
“他们到我们家来过三回，前两回我父亲都把人家给轰走了。他们一提关于我进团的事，我父亲就说免谈，上学，我很忙。直到第三次我父亲才说了句我考虑考虑。就这样，1965年我进了铁路文工团，走上了我的艺术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