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原副市长蓝甫在“远华”案案发后，曾出逃澳大利亚
最近几年，国内以及某些外派机构官员腐败犯罪后，为逃避打击，往往携巨款潜逃海外。职务犯罪嫌疑人负案外逃的增多，构成当前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的新动向。海外追逃，也因此成为中国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行动。日前，《半月谈》杂志刊登了长篇报道《中国发誓追捕外逃贪官》，对此进行了详细披露。
去年1月18日，新华社播发消息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贪污上百万元、挪用上千万元的大案比比皆是。中国的追逃也引起世人关注。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办案人员透露，抓回来的和逃出去的几乎不成比例。
案情显示，国内一些金融部门堪称发生贪官外逃事件的头号重灾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3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逃往海外。
国有企业是贪官外逃的又一重灾区。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周长青，曾16次赴澳门豪赌，赌光了4800多万元公款后，持假名为“李志明”的护照，在广州白云机场出境，经由香港转法国，再由法国逃至厄瓜多尔。由于语言不通，生活无着落，他被抓获时几乎身无分文。
值得关注的是，个别党政机关部门的腐败官员，乃至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这两年也开始或明或暗地汇入了海外潜逃的逆流。
如远华大案案发之初，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持因私护照，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后于2000年1月21日归案。
贪官外逃的去向大体有4类：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一些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暂时作为跳板，伺机偷渡；另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据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称，美国一些会计师对到美居住的某些原中国官员的财产感到瞠目结舌，他们中不少人竟能以一次付清方式购买上百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在洛杉矶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车、珠光宝气、出手阔绰的中国人，他们的财产很多是不义之财。
贪官赃款何以能顺利漂洋过海？个中内幕触目惊心，路径五花八门。主要是由于防止资本外逃的“软硬件”尚不具备，金融外汇管制系统尚未建立起为大额资金外流进行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给资本外逃预留下较大的空间。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研究员指出：贪官可以不用向国外汇款，不用走账，只需把要转移出去的巨额人民币交给某些从事外汇金融中介服务的地下钱庄，从“地下”汇款线路汇出。
还有一种所谓“手机银行”——专做外汇非法交易的掮客，只需向联系紧密的境外机构或个人打个电话，就可以做成一笔汇兑交易。在中国沿海个别地区，这些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的运作人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经纪人，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国内腐败分子通过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亲属，用办空壳公司的办法把黑钱洗白。他们内外勾结，使某些贪污腐败分子能够把非法所得堂而皇之地转移出境，然后变个花样中饱私囊。如果主管部门派人去查，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编造几个亏损理由搪塞过关。
此外，贪官何以能逃脱？护照管理上的漏洞同样难辞其咎。国家反贪总局侦查指挥中心的办案人员表示，出逃的贪官手上大都持有因公护照或因私护照，且与潜逃国外的走私、贩毒团伙不同，多数属于真护照。
抓捕外逃贪官一般有较大困难。据了解，检察机关对某些贪官外逃躲藏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护照号是多少等等，不易搞清楚。即使知道了外逃贪官隐匿的确切地方，能否引渡也成为一大难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赵永琛表示：目前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十来个国家。
然而，危害深重的贪官外逃现象，已引起国家高层的高度关注，强调要千方百计缉拿逃犯归案。去年1月至8月间，追捕专项行动共抓获逃往海内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上千名，另有数百人投案自首。
目前，中国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为共同打击犯罪分子奠定了基础。
同时，有关专家提出，遏制资本外逃，需要加强部门协调，特别是银行系统要建立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改进外汇管理手段，加强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监管；加强对携带现钞出入境的管理等。
据悉，今年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支付交易监测处和反洗钱工作处，正式拉开了中国反洗钱大战的帷幕。这种反洗钱工作机制的激活，必将有效封堵资本外逃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