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和罗丽丹在中国呆了三个多月，一边参观访问，一边思考着在中国拍片的事。
1973年初，他们再度来到北京，开始了《愚公移山》的拍摄。拍摄过程是艰难的。来自地方领导的生硬干预让伊文思大伤脑筋。
摄制组首先被带到大寨。伊文思认为“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这正是他想避免拍摄的。
在清华大学的拍摄经历同样不能令他满意。比如，他在问学生们上大学前做什么时，所有的人都回答自己是“工人”，“这怎么可能呢？”他对此感到怀疑和失望。当问及这些学生对知识分子从事农业生产的态度时，所有的人都赞颂体力劳动，对插秧、养猪等农事活动齐声称道。伊文思非常清楚地知道：这都是“文化大革命”式的生搬硬套的口号，与他想拍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
在新疆的经历更让他感到啼笑皆非。地方负责人总是把摄制组置于既成事实中，告诉他们哪儿能拍，哪儿不能拍，哪些场面绝对要拍。在喀什，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以至曾在好莱坞工作过的他都不相信华纳或环球公司能为他提供如此出色的排演场面：“早晨七点，十字路口与整条街上拥入了成千上百的男女，他们服装鲜艳，笑容可掬，小学生们穿戴一新。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仍旧如此……在一个商店里的排演场面更是达到顶峰，安居乐业的居民们围着琳琅满目的柜台来回走动，自由自在地挑选商品。”这一经历令他感到既可恼又可悲。
对于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这类困难，伊文思和罗丽丹早有思想准备。周恩来曾对他们说过：“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不然，倒霉的还是自己。中国是什么样，你就按什么样子去拍。”伊文思心里明白，此时只能真诚耐心地等待事情出现转机，就像古老的寓言“愚公移山”中的愚公那样。他的拍摄计划从最初的3个月延长到5个月，最后用了18个月才完成拍摄阶段的任务。
这套非同寻常的系列纪录片自1976年3月初开始在巴黎的四家艺术影院同时上映，满足了西方人了解封闭已久的中国的渴望和需求。（《纪录电影文献》单万里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