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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称是水城的一名普通猎人，而频频栽在他枪口下的毒贩却“引以为荣”——毕竟是栽在了高手的掌中。 周鲲是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公安局缉毒队队长，共产党员，人们称他“神探”。这是因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栽在他手里的毒贩不仅人数多而且分量重。周鲲被毒贩子们看成是天敌，就像鹰之于兔子，猫之于老鼠。周鲲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今年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他所在的水城县公安局缉毒队同样声名显赫，荣立了全国禁毒战线唯一的集体一等功。
说起最初侦办的缉毒案件，周鲲不由得笑了起来：“那时候傻得要命，不仅我们搞缉毒没什么经验，毒贩子们也都是生手，彼此彼此。”
作为缉毒队长，周鲲每一次都是主动提出充当卧底，与毒贩作面对面周旋、较量。缉毒队成立之初，仅有3张破旧的办公桌和5张凳子，不要说与毒贩接头时要用的样款，就连必要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他们都不敢奢望。第一次办缉毒案件，为落实看货时必需的现金，大家分头找人借，东拼西凑总算是凑足了4万元。那时的毒贩不像现在这么狡猾，双方接过两次头后，便约定在铁路边的一座房子里面交货。
那天，周鲲只身一人来到铁路边时，3个毒贩已经等在那里了。周鲲先给对方看了一下样款，毒贩才把海洛因拿出来。这是周鲲第一次见到这种能毁灭人的意志力和精神的白色粉末。
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周鲲强调说：“那时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但绝不是害怕。我们从一开始决定干缉毒，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全部交给党，交给缉毒事业了，没什么可怕的。”
虽然事先曾反复练习过，但当周鲲用随身携带的一只小挖耳勺验货时，小挖耳勺在他的手里却怎么也拿不正，他越着急就越拿不正，越挖不出海洛因。周鲲索性用指甲盖轻轻地挖了一下，像模像样地放在嘴边品尝。
根据约定，这边他只要验明是真货，就要给外边的同志发出行动信号，里外夹击，将毒贩一网打尽。可当时一见是真货，他就忘记了发信号的事，而是立刻从腰里拔出枪来对准毒贩说道：“不许动，公安局的！”
毒贩们还以为是碰上了“黑道”上更“横”的了，有一个手拿斧头的冲着同伙说：“别怕，黑吃黑，他拿的是假枪！”
幸亏这家伙是个“瘾君子”，没什么力气，周鲲闪身一躲，顺手将他拉倒在地，同时鸣枪示警。
“叭！”脆响的枪声使周鲲猛然想起给同志们发信号的事。埋伏在外围的同志们一拥而上，将三个毒贩一举擒获。
说起这段卧底的险情，周鲲自己也觉得后怕：“如果当时3个毒贩一齐动手的话，我肯定会有麻烦。”
一次，缉毒队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有一个外地毒贩将携带海洛因到水城县来交易。周鲲带领民警蒙建平扮成买主，与毒贩进行交易。
多次接触后，狡猾的毒贩始终不肯拿出毒品，反倒提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买主要与他们同吃同住一段时间，才可谈生意。
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周鲲和蒙建平只好与毒贩住进同一家宾馆。要住多少天才能使毒贩彻底打消疑虑，谁也说不清。但周鲲知道，与毒贩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隐藏着危险，稍有不慎，不仅破不了案，还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漫长的七天七夜过去了，毒贩终于同意定时间交货。
周鲲借口要理发，争得了宝贵的避开毒贩视线的几分钟，将交货的时间通知了外围的民警。
但狡猾的毒贩却始终不确定交货地点。一直拖到当天晚上8点多钟，毒贩才让周鲲和蒙建平与他们一道上了出租车，毒贩命令司机快开，三转两转便将在后面悄悄跟踪的外围民警甩掉了。
出租车到了郊外的一家住户。进入后，围墙大门紧锁，室内门窗严实，周鲲和蒙建平发现毒贩有三男两女，每人都持有匕首、猎枪等凶器。验货时，周鲲和蒙建平有意拖延时间，想等外围的民警赶上来增援。5名毒贩却交易心切，要求立即验货。
验完货交完钱，毒贩就有可能会溜掉。已经进网的鱼怎么能让它跑掉？面对5名手持凶器的毒贩，周鲲和蒙建平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下，一个动作暗示，两人同时退到墙边，拔出手枪顶住两名男毒贩的脑袋，同时亮明了身份。
同吃同住几天，已完全解除了戒备的毒贩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两人乘机没收了毒贩的凶器。几分钟的工夫，外围的战友们很快赶到了现场，当场缴获了海洛因240克。这在当时可算是了不起的大案了。
1999年1月16日破获的贵州省最大的贩毒案，是周鲲和他的战友们最骄傲也最难忘的战绩。
1998年7月，周鲲到昆明追踪一宗毒品案件时，了解到有一个女毒枭在道上混得很“火”，道上称她彭姐。
当时，周鲲正在与一帮毒贩周旋。他无意中得知，女毒袅彭姐竟与他住在同一家酒店，而这伙毒贩，每天都要到彭姐所住的5楼去。
那天，周鲲与这伙毒贩谈生意时，故意提出一些令他们无法接受的苛刻的条件。毒贩不愿接受，周鲲懒洋洋地说：“我看你们是确实做不了主，干脆上去把她叫下来直接商量。”好象他和彭姐已经接触过。
那伙毒贩听周鲲说得那么自然，便乘电梯到5楼去找彭姐商量。两天后，周鲲打通了彭姐的手机，提出了联手做生意的意思。“既然都是道上的朋友，生意可以做。”彭姐并没有表现出十分的戒备。
12月下旬，彭姐突然给周鲲打了一个传呼。
周鲲不由得一阵惊喜，马上给彭姐回了电话。彭姐虽然很谨慎，但此前的一次失手令她损失不小，她需要尽快把损失补回来。她和周鲲约定，双方于第二天中午在昆明见面。
在与彭姐见面时，彭姐表示想做一笔大生意。周鲲提出：“我当然希望把生意做大，好多赚点钱，可咱们这回是第一次合作，先做小一点儿的生意，下次再往大里做。”
她向周鲲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我这人从来不做小生意，少于一二十对不做（一对等于700克）。”
周鲲见状，仍不着急：“这样吧，我回贵州再看一下能凑多少资金，然后咱们再联系。”
经过几次三番的欲擒故纵，周鲲相信彭姐这一回已经“咬”上了钩。几天后，他再次与彭姐联系，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七八十万。
彭姐说可以弄来100万的货，至于货什么时候才能到，让周鲲再等她的电话。正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第11天晚上11点，彭姐终于来电话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
彭姐身背挎包准时来到。周鲲先让她看了钱，并用验钞机验了一番。彭姐发话了：“这次，我只带了6000克的货来，还有8000克在别处存放，你们先把这些货‘吃’了，我再去把另外8000克拿来。”
彭姐果然是一条狡猾的泥鳅。周鲲想，如果先买下这6000克的货，那付出去的样款多半是追不回来了。周鲲不愿让国家承担损失。如果现在就将彭姐抓起来，周鲲又不甘心，因为她手里还有一批数量不小的毒品。
周鲲故意做出一副大度的姿态：“货放在我这儿会引来麻烦，不安全的事我不干。你还是先拿走，等那8000克拿来一并成交。”几经商讨，周鲲坚持一次成交，彭姐只好答应一个小时以后再来。
漫长的一个小时，周鲲和他的战友们一分一秒地熬过去了。彭姐终于打来电话，称路上一直堵车，再过20分钟就可以赶到。
这边一得到消息，全体人员立即各就各位，等待彭姐入网。
20分钟后，周鲲的电话又响了，只听彭姐在电话里气喘吁吁地说：“我已经到了你门口，你来帮我把东西提进去吧。”
周鲲不动声色地帮着彭姐把箱子提到屋里。双方坐定，彭姐让周鲲验货。周鲲看后大声向同伴们发出了行动暗号：“纯度挺高的，成交。”
民警们一拥而上，将彭姐团团围住。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彭姐半天才回过神来。她无可奈何地对周鲲说：“闹了半天，你原来是公安。”
周鲲从小就有一个向往，那就是到北京去亲眼看一看天安门广场。多年后，当他作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作为一名公安系统的全国劳动模范被邀请来到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的心却突然隐隐作痛起来。
“五一”前后，天气转暖。周鲲年过六旬的父母住处的火炉子该拆了，哥哥已经给他打过4次电话，催他前去帮助老人拆炉子。可那几天，正赶上周鲲经办的一起毒品案件的侦破工作在节骨眼上。那天，他好不容易才抽了点时间，急急忙忙地赶回家。一进门周鲲就觉得脑袋“嗡”地一响，一下子懵了：两位老人已经煤气中毒，双双昏倒在屋里。周鲲赶快将两位老人送往医院抢救。母亲经抢救脱离了危险，父亲却撒手西去。
这个从不掉泪的硬汉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任伤心的泪水在脸上纵横。很长一段时间，周鲲一直陷在深深的自责之中。
“虽然干缉毒让我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但我决不后悔，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干下去的。”说这番话时，周鲲向远处眺望着，眼里充满了执著和坚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