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水均益以全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从兰州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北京新华社。当听说我要结婚后，他专程从实习地甘肃赶到武汉参加我的婚礼。水均益说：“哥，我代表全家来祝你新婚快乐。”还硬是要塞给我500元喜钱。我推辞着，因为不久前父母写信来，说水均益实习生活很清苦，还托我在武汉给他买两条裤子寄去。拿着弟弟硬是塞给我的礼钱，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到新华社干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能力得不到完全发挥，甚至有想回兰州的想法。我给水均益写去了一封信，让他认真考虑，不要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劝他要向前看，相信终有用武之地。在我和姐姐的劝说下，水均益安下心来，在后来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考试中，他名列前茅，有幸被派往新华社中东分社工作。这为他后来成为《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水均益经常说，他今天的成功除了社会的关心和组织的照顾外，离不开兄姐们的鼓励。
1996年，我因为工作和家庭原因情绪低落。水均益此时已成了全国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当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多次打电话给我，鼓励我说：“凡事要想开点，不要太注重个人得失，以不变应万变，总有一种超脱的方式。”在同年的5月份，水均益出差时，顺便与崔永元一道来武汉看我。他一见到我就说：“哥，我这次到武汉，就是想来看看你，我在武汉的时间由你安排，你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握着弟弟的手，忍不住双目潮湿。
第二天上午，水均益要走了，临走时他塞给我4000元钱。我那时的确经济困难，可真不好意思要弟弟的钱。水均益说：“哥，我现在有你就拿着，等你有了再还给我也行。我如果没有，你找我要我也没有办法，兄弟之间还是不要太客气。”
1997年8月份，水均益邀请我们一家去北京玩。在北京的那几天里，水均益哪怕再忙，也要抽时间陪我们到北京各名胜景点转一转。一天，水均益带我们一家去圆明园参观，他是平脚板，走路很吃力，可他还是陪我们参观了一个又一个景点。后来实在走不动了，水均益笑着对我们说：“让弟媳陪你们再看一看别的景点，我的确不行了，就在这儿等你们。”说着，水均益就坐在一条石板凳上。等我们看够、玩够回到约好的地点时，看见水均益因劳累正躺在石板凳上呼呼大睡。那时的我不由得涌起一股感动之情，可想而知他是多么辛苦啊！
2000年12月，父亲因严重心肌梗塞，生命垂危住进了医院。水均益既是《东方时空》的编导又是主持人，每周要出一档节目，工作很紧张，可他还是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乘飞机回兰州看望父亲一次，有几次是下午来，连夜又返回了北京。
父亲的病情稳定后，水均益做东，请我们兄弟姐妹及亲戚们到酒楼吃饭。水均益本是一个坚强的人，在饭桌上，谈到父母的养育之恩时，他竟泣不成声。他说：“这些年，在物质上我没有过多地孝敬父母，父母亲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
水均益很信奉一句格言，那就是：“幸福可以与人同享，痛苦应该自己面对与克服，不要把自己不好的情绪带给或影响别人。”从他身上我觉得学到了不少东西。（《八小时以外》2002年第2期王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