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第一次开庭时，26岁的原告胡佐民称：“我父亲与戴某，均系1964年赴新疆支边的上海知识青年，在同一单位共事30多年。90年代初，原籍上海的知青子女可以返沪就读入户。由于办理手续需大笔费用，上海的姑妈又不愿充当我的监护人，此事被搁置了下来。这时已退休回到上海的戴某，主动跑来找我爸爸，表示愿意担当起监护人的责任，为我办理返沪就读入户的事宜。爸爸把所需的资料交给戴某，然而6年过去了，此事再也没了音讯。在此期间，我结了婚，生了孩子，后又因感情生变离了婚。
“因爸爸病重，家里的日子艰难，一位好心的徐叔叔表示愿回上海与戴某联系，为我或弟弟重新办理返沪事宜。不久徐叔叔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我的事情早在1997年就已办妥，但戴某一直未通知我。在上海警署的户籍资料中，果然存有一份表格，姓名栏里填着我的名字‘胡佐民’，而旁边照片上的人，却是戴某的女儿孙某。此时我才醒悟，当初戴某提出为我办理返沪手续是假，为其女儿办理才是真。5年来，孙某用我的证件及姓名，将其户籍报入上海市，甚至还使用我的姓名，和知道真相的何某登记结婚。鉴于此，我要求法庭判令三被告戴某、孙某和何某停止对我的姓名权的侵害，赔偿我精神损失费5万元。”
庭审时，三被告都对自己的行为作了辩护。戴某认为：“我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权，这我承认，但这件事是有起因的。有一次老胡遭遇了严重的工伤事故，我爱人是医生，对他作了全力抢救，为此他很感激，总说要报答我们。后来老胡告诉我，他家经济困难，上海的妹妹又不肯做监护人，因此女儿胡佐民无法返沪，我的小女儿可以顶替她回上海，算是对先前之事的回报。完事以后我就给了他2万元好处费。如果没有老胡配合，这一侵权行为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孙某认为，“我也是受害者。自从用上了胡佐民这个名字，我就失去了自我，没有一天舒坦过。我是学医的，在新疆当护士，而到了上海成了‘胡佐民’后，以前的一切都被抹去，没有了文凭和履历，只能到一家通讯发展公司当了拷台小姐。虽然6年过去了，但至今被人叫‘胡佐民’时，我还会反应不过来，所以常常给人留下‘脑子是否有毛病’的不良印象。我连结婚都不能用真名，由于冒用他人姓名登记结婚是非法的，因此现在还要面临法律上与丈夫解除婚姻关系这一尴尬局面。
而何某认为，“把我拖进这场官司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妻子冒用了原告的姓名，并产生了损害事实，这和我的结婚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5月23日第二次开庭时，法庭认为，戴某、孙某严重侵害了胡佐民的姓名权，并给其精神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一审判决：停止侵权，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戴某、孙某应赔偿胡佐民精神损失费2.5万元。
法庭判决后，孙某不日就要去办理有关手续，将“胡佐民”的名字改成自己的名字，但这一改就会牵涉到许多问题。名字一改，结婚证就会作废，要与丈夫保持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就需重新登记结婚，这对夫妻间的感情是个很大的考验。名字一改，户口簿也要作废，要重返上海，就需回到新疆去重新办理各种手续，能否顺利办出并无把握。名字一改，房子所有权就会产生纠葛。另外，实名制下的银行储蓄卡的钱归谁所有？医疗保险该谁享受？这一连串的问号使得孙某泪眼汪汪。
对此案，民法专家金教授说，擅自使用他人姓名进行民事活动，就构成了对他人姓名权的侵犯，不仅会害人，也会害己，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假冒他人的姓名后，并不是简单地改过来就行的，其背后会涉及许多法律问题和各种利害冲突，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会造成各种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因此，遵纪守法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否则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法苑》200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