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公众而言，既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也可腐化堕落，遗臭万年。我却忘记了自己在就任沈阳市市长的人代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我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百姓办好事，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结果，经济工作没抓上去，却出了我这个腐败分子。
我刚做领导干部时，还比较谨慎，但随着职务的不断上升，追求生活享受，追求“生活现代化”，追求“生活高质量”等错误思想也在急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通过各种借口，提供服务，满足要求，送钱送物给我。我从最初接收同志的礼物觉得理亏、心虚，到一次收受10万美元觉得心安理得；从一个6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工厂接受再教育的穷工人，到现在受贿千万元的腐败分子。在回顾反思这些变化时，确实有些后怕甚至心惊肉跳！事实再一次在我身上证明，私心和贪欲是万恶之源！
关于本人问题，辽宁省委领导在沈阳市“三讲”期间曾找我谈过，要求我讲清家属参与经济活动和孩子办企业问题。中纪委领导在沈阳找我谈话时也提醒过我，如果我认真对待这些重要的谈话，真诚接受组织监督，彻底改正错误，我相信我就不会走到目前这一步。但是，我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放弃了接受组织监督的机会。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礼金、贿赂100余万元！这些事实说明，我犯错误很重要的原因是摆脱组织监督的结果。
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
我认为，所谓“人情往来”，多年来在这里已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重要投资资源或投资渠道。我粗略估计，每年在上下左右干部中，这种往来大约在1亿元以上。这种“人情往来”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愈演愈烈，因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自然十分安全可靠。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轻易不能不收。三是几头都好。首先是名义好。过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望领导，送礼，给点钱，无可非议；其次是两厢情愿，改善关系，加强了解，皆大欢喜；最后是用的都是公款。在沈阳每次“看望”送钱大约在1万元左右，如果从个人收入中支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从这次揭露出的事实看也是如此。
总之，我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我的反思还仅仅是初步的。但我真诚希望全党同志能从我的反思中吸取教训。
慕绥新 2001年6月2日（《京华时报》2002.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