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的讨债公司，是因为老同学所在公司的一笔债务而成立起来的。
老何当过兵，复员后又在法院当过几年法警，他自称“天生是个粗人”，其实也就是脾气不好，爱打抱不平。
1998年，老何参加同学聚会，已经是某“国字号”公司副总经理的同学老徐聊起了他们公司被人家欠了不少账要不回来的事，这老徐是个纯粹的书生，聊起这事也不过是发发感慨而已。而老何早就脱了警服，已经在社会上瞎混了好几年，对这种事，自有他的看法，他告诉老徐：“你得出钱，只要出钱，还怕没人帮你们要账？”老徐接口戏言：“那你就来吧，我们单位上上下下都是些机关干部，一转型才成了公司职员，要账就会打电话，见人说话都脸红，也难怪人家都爱欠着我们的账，你说要多少提成？我负责给你协商。”
就这么一句戏言，老何当了真，他找了几个朋友，把这件事一说，朋友们都表示可以跟着他干一把试试。几天后，他专程去找老徐，把所有的欠款单据、合同复印了一份，然后正正经经地跟老徐所在的公司财务部签了个“协助要款协议”，由对方出具了“委托书”，他就正式“上岗”了。
老何他们借了一辆汽车，按图索骥找到位于京郊某县的一家种子公司，直奔楼上经理办公室。四五个汉子往屋里一站，把那个小白脸经理吓得慌了神。老何他们也不是打无准备之仗，事先经过了一番调查，知道这是一家民营公司，效益不错。还打听到公司经理是个四川人，大学毕业，也没什么背景。老何盯住小白脸看了几秒钟才说话：“楼下那辆富康是你的吧？”小白脸松了一口气，释然道：“是我的。”老何点点头：“是你的就好，你是愿意让我把车开走呢还是愿意还账？”他把合同、欠款单据摊开在桌上，这才向对方交待身份：“我们是××公司财务部债务清偿小组的。你们公司的经营情况不错呀，就这么十来万元的账，你们至于拖两年多吗？欺负我们没人是不是？”
小白脸总算弄明白了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车是他自己的，他当然不能用自己的财产替公司还债。于是乖乖就范，当即就找来财会人员开了支票，还话里有话地解释：“不是我们不想结账，你们公司什么时候要过呀？他不好意思要，就找你们来了？你们是刚来的吧？其实公是公、私是私，两回事嘛，干嘛这么缩头缩脑的？”
这第一笔账如此顺利，使老何他们信心大增。从那个小白脸的言谈中，他们也听出了味道：不是账不好要，而是经手人瞒着公司吃了回扣、要了好处。这样的账，对方稍一拖延他就不敢伸头去要了，生怕逼得紧了再把自己给搁进去。“国字号”的大公司，财大气粗，小小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账在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回事，说挂就给挂起来了。
钱拿回去，30％的劳务费马上打过来，老何的账号上有了第一笔进项。他和哥儿几个一商量，干脆注册一家咨询公司，专门干这替人要账的活儿。
要第一笔账的时候，老何就跟哥儿几个说好了，事先每人剃了个大光头，刮得愣青愣青的，想想吧，办公室里冷不丁儿出现这么几个光头汉子，谁心里不先老实几分？可是反过来想，要账真像老何说的那么容易吗？
××公司的账算是最好要的。用老何的话来说是砍瓜切菜，就像进了瓜地莱园子一样！他们据此总结了一条经验：凡国营大公司的账，都比较好要，尤其是国营大公司的小账。小公司、集体的或者个人的公司，他们的烂账就不好要了。不是山穷水尽，人家不会找你帮着要。干了些日子，老何给自己的咨询公司定了几条要账原则：先近后远——不出市的、花销小的，先要；先易后难——估计对方有钱、容易要回来的，先要；先礼后兵——要账的时候不能一上来就拍桌子瞪眼吓唬对方，先跟人家客客气气地商量，要账是目的，只要钱给了，尽量不跟人家怄气。
老徐见他们的咨询公司要账要得有点儿成绩，又给介绍了几家单位。不干这行不知道，干起来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烂账、呆账没人出头要，老何手下的几个骨干都是他的战友，这等于就是开了一家“兄弟公司”，大伙齐心协力，只一年多的时间，公司就初具规模，买了车、租了写字间，名声也起来了。
到2000年，老何的公司已经有十多名正式员工，这还不算他们经常保持联系，随叫随到的“特情儿”队伍。这个“特情儿”队伍可不是公安局为破案需要发展的那种“特情儿”，而是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干。这支“队伍”的成员，差不多都是只要给钱就敢把命都豁上的亡命徒和风尘女。
老何的“特情儿队伍”是他的公司要账的一大法宝，也是他轻易不用，用则立收奇效的绝招。
一般的要账程序是这样的，找到债务人，三五个壮汉一律黑西服、红领带，彬彬有礼又气势逼人地上门“商量”：“×先生，您是不是还有一笔账没跟我们结呢？（替谁要账都要请债权人出具委托书，以债权人的名义上门）您贵人多忘事，眼皮子不夹这点儿小钱。可是我们不清了这笔账就没饭吃了，您就算赏兄弟一口饭吃，费费心把这笔账给结了行吗？”遇上好说话的、胆子小不想惹事的，而且他还得有钱，也许这么着就能把账结了。
一次不成，咱们再来一次：“这回您再没钱给，我们绝对是不敢再来，而且多半也来不成了。我们老板还有一拨儿人呢，我们属于最没层次、最不懂礼貌的人，回头让那拨儿又有层次又懂礼貌的人来跟您谈得了。”这边说着话，别的人也不闲着。坐在沙发上的，手指头一使劲，真皮面的沙发给抠了好几个窟窿，还生怕你没看见，大呼小叫：“哎哟，真是对不住，您这沙发怎么这么不结实啊？”那边一个拿起桌上的烟灰缸，高抬手，一松，挺厚的玻璃板给砸碎了一大片。大公司都有保安，可是这样的情形哪个老板敢叫保安呀？就算真没钱，他也得好言好语赌咒发誓地保证什么什么时候还账。
这种方式还治不了你的话，那就换个野蛮的：来的全是流氓，歪戴帽子趿拉鞋，进门就擤鼻涕吐痰扔烟头。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找个能说的，逮着主事的就连卷带骂。明告诉你：“我们就是要账来的，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什么都不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在家是爸爸、是儿子、是老公，在单位是经理、是道貌岸然的领导者。我丢得起人，你丢不起。我敢在这儿当着大伙把裤子脱了，你敢吗？你不敢！你报警？我干什么了？不就说你几句吗？你不爱听了？不爱听就趁早把账还给我们呀！我现在就从这六层楼上往下跳，你信不信？跳下去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有的公司欠账不还，老板还特好面子，生怕本公司该别人账的事传出去。老何他们就对症下药，派出“特情儿”，专门雇有一批长相怪异的残疾人，这些人到了欠债人的办公室，不是哭天抹泪就是喊爹叫娘，要不就是野腔无调地唱歌。有的人抄起烟灰缸照着自己的脑袋就是一下，把自己砸个头破血流满脸花……这样的人在你公司里坐着，你这买卖还怎么做？
除了这种恶闹、混闹，再有就是女色。各施所长、自由发挥，只要把钱要回来，老何就给发“劳务”。他们招的大多是歌厅里的三陪小姐，让她们装成公司职员、良家妇女，陪老总吃饭唱歌跳舞打麻将，时机成熟了把他往歌舞厅包间里一领，勾上你就跑不了，不掏支票别想溜。还有一种“小姐”干脆就“本色”登场，当着债务人公司的职员，进了办公室就往你腿上坐，勾住脖子不撒手：“×总呀，那笔账您还不还我先不管，咱俩先把风流债结清了再说好吗？”把对方的老总搅和腻歪了、害怕了：“姑奶奶你先出去成不成？我这就给您开支票！”
2001年夏天，老何的公司接了一个“活儿”，委托他们的是陕西一家大型公司驻北京的办事处，债务人李富民是唐山一家皮衣皮具公司的总经理。1998年，李富民以联营为名“借”走了办事处的80多万元。此后，联营的事搁浅，李富民就一直找各种理由拖着不还账。为这件事，办事处的好几个领导都受了处分调回陕西去了。这次委托人找到老何的公司，许诺50％的回报率，话都说到头了：“就算是要回这笔钱来都给了你们，也不能便宜了李富民！”老何等人接手此事后，派人先弄清李富民的个人资料：他在唐山并没有什么特殊背景，但是他的公司经营情况尚可，并不是没钱还这笔账。于是，老何派了几个人赶赴唐山，以办事处的名义找李富民“商量”还账的事。不料李富民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张口就说：“要账公司的我见多了，黑的白的、荤的素的，我什么没见过？要的什么账，先把事儿整明白了再来呀，办事处还欠着我天大的一个人情呢你们知道吗？”
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去的这几个人没敢造次，撂下几句场面话就回来了。老何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老何亲自出马，带着几个“骨干”秘密前往唐山，采取“极端手段”迫使李富民就范。这样的事老何他们从来不肯雇人干，怕的是一旦失手，那可就因小失大了！几个人来到唐山，找了一家宾馆住下。派人打探了好几天，都说始终没见李富民的影子。从外围找朋友以做生意为名上门求见，公司的人说“李总到越南去了”。
老何通过在唐山的朋友巧妙地套出了李富民根本不在越南的情报。只要不在越南就好办，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李富民找出来！
经过连续十几天的花钱撒网，终于有了结果：李富民没走远，就在唐山某县的一个小镇上。第二天，老何等人驾车赶到那个小镇，发现李富民正在一家饭馆里赌钱呢。老何让人把汽车停在饭馆门口，车不灭火、人不离车。他亲自带着几个人进了饭馆，走到李富民身旁，亲热地搂住他的肩膀：“李老板好闲在呀！我找你有点儿事，咱们出去说吧。”边说边搂着他往外走。赌钱的人们开始还没太在意，及至看到李富民变了脸色，才觉出这不是什么好事。有两个认识李富民的人想开口阻止，老何一句话就把他们都定在那儿了：“没事的往后站，他该着我的钱，谁跟来谁就替他还账！”
李富民在老何的挟持下还想挣绷，老何手下一使劲儿，他顿时就老实了。到了门外，李富民放了几句不软不硬的话：“几位大哥松松手，你们要账不也是为挣钱吧？我每人奉送一万，咱别结这个仇家行不？”老何把他搂得更紧了：“李老板您可别吓唬我们，我们哪敢跟您结什么仇家呀！咱有话好好说，最好是别结仇您说是不是？咱先上车吧！”
上了车，几个人一人一脚，踹腰的、蹬肩膀的，生生把个人高马大的李富民给踩在了两排座位的夹缝里。李富民还在那儿嘴硬呢：“哥们，你们干脆弄死我咱们都省事，别等我反过手来可就没你们的好日子过了！”
老何等人谁也没理他，一个个黑着脸坐在车里抽烟。在老何的指挥下，汽车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往西，忽南忽北地转悠了半天，半夜时分才来到滦平县境内一处报废的小煤窑附近。大伙七手八脚把李富民拽出来，架着他就往山上走。这时候，李富民可真害怕了，他声音发颤地问：“大哥，这是往哪儿去呀？”老何答：“你不是说让我弄死你吗？我也想了，你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真让你反过手来我还就真没好日子过了。今儿成全你，给你找个稳当地方，以后你闹鬼都闹不到我们那儿。你也别怕死得不明白，我把哥几个的真名实姓都告诉你，想报仇等下辈子吧。我叫……”
“大哥别说了！”李富民嘶声喊叫，打断了老何自报家门。这回他是真相信这几个人想要他的命了。李富民虽然没在“黑道”上混过，可是黑道上的好多规矩他都明白。人家要是敢报姓名，那就是真要下黑手送他上西天了。一旦报出名来，他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生怕不留神听见老何“自报家门”。正如老何事后所说的：“到了这个份儿上，你只要不要他的命，他连老婆都舍得给了你，就更甭提钱了。”
这样的要账公司和这样的人，真让人啼笑皆非。（《三月风》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