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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医患“红包”的“黑洞”

2003-04-17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生病就得住院,住院还得靠医生的治疗。其实患者们也知道,医生收红包成风都是患者们惯的。但是,面对亲人、面对手术的风险、面对种种传闻,他们又不得不从原本羞涩的兜中不时拿出一个个红包,极其不情愿但又十分忠心地把红包塞到医生们的手中。

一日,一位就职于北京某大型专科医院外科手术室的护士来家做客,无意间问道:“现在的外科医生在做手术前还收红包吗?”答曰:“收,黑着呢!”“没人管吗?”“谁收了红包还大张旗鼓地说,偷偷收起来罢了。”“收了红包管用吗?”“当然管用,大凡给过红包的患者都能相应地得到医生的关照,没给过的少不得看医生的脸色呗。”一席话,仿佛让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场景:病人哈着腰,毕恭毕敬地双手捧着大大的红包,医生大人左手推说“不要不要”,右手伸过去笑纳兜中……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今年3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卫生系统纪检监察暨纠风工作会议”上强调:群众反映的热点、关注的焦点,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人民群众对“红包”和“药品回扣”反映强烈,我们今年就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

医患红包有多黑

去年4月广东汕头市城调队在该市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在门诊就医的病人给医生送红包的占1.5%,而住院病人给医生送红包比例高达75.8%,做手术的病人几乎都向医生送红包;平均金额最高是送给主治医生,其次是麻醉师、其他医师和护士;单个红包最高金额为1000元。有34.6%的医务人员没有拒绝就收下红包,仅有3.9%的医务人员事后将红包退还给病人。61.5%的医务人员对病人送上门的“红包”都推辞过,但最终还是收下了。

动一次手术,一般都得准备几个红包。红包里包多少钱,一般也随手术的大小而定。一位正直的北京医生曾向记者抖露过家底:即使家庭困难的,送给护士长、麻醉师和副手的红包也不会少于200元;塞给主刀医师的红包一般在500元以上,多则两三千元,甚至四五千元。

据一位与记者熟悉的医生透露,不仅外来就诊的患者要送红包,就连医院的医生到本医院治疗、手术也不例外。一次,这位医生的爱人到其就职的医院手术,主刀的医师是该医生同一科室的同事,平时关系不错。他们的确想过是否送个红包,但考虑到彼此都是同事,且关系不错,红包送得太少,怕薄了这份感情,送多了又觉得不划算。最后,夫妻商定,不送红包,送上点礼品。手术做得很成功。但打那以后,该主刀医师与他们却形同陌路。即使见面后,他们主动打招呼,该主刀医师也只是鼻子“嗯”地一声敷衍过去。这位医生朋友愤愤不平地说,没想到在“红包”面前,友情是如此不堪一击。

医生收红包六大“理由”

记者有意识地做了归纳,发现“隐藏”在医生背后的红包无非以下六种“非常理由”。

迫不得已的“无奈”

一位医生称,收红包的歪风已发展到“不收定有隐情”的地步,不少患者错误地认为医生不收红包不是怕查处,而是没有“金刚钻”(医术),不敢揽“瓷器活”(手术)。再者,患者还会以为你嫌红包里装的太少。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无奈的。

环境所致的“困扰”

不少医务人员像躲避瘟疫一样逃离了记者的视线。但也有一些胆大的人员小心翼翼地向记者道出了“苦水”。他们告诉记者,收受红包是受周围的环境影响,比如同一科室或同一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拿到了红包,而当红包也同样摆在自己的面前时,想说拒绝的勇气一下子没了。就怕人家不再带咱“玩”啊!于是,甭管“小金库”还是“红包”,大家都“同心协力”,一起分享。

分配制度的“不公”

有患者骂医生“狼心狗肺”,收“黑心钱”。但大部分医生对社会上这些非议很是不满。

他们认为,现在医生的收入在社会上只能算个中上等,这在国外是非常少见的。

有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国的医疗费用开支不到世界医疗费用开支的1%,也就是说,我们仅用1%的费用服务了世界1/4的人口。生个小孩花费4000元,可在合资医院需要6000美元左右,同样的医疗成本,差距就在医务人员的工资。

劳动所得的“理直气壮”

有的医生言语中表露出,收红包是个人的劳动所得。自己辛苦了十几年,苦读研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一份好的工作,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有人认为,医生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在病房里、病床边、手术台上耗费了全部的青春年华,多少个日夜都是在医院陪病人度过,多少身无分文的患者不都在医院重获新生吗?难道只有医生这个行业收红包吗?

敛财暴富的“通天大道”

还有一类道德沦丧的医生几乎是靠红包敛财暴富的。长江中下游某省会城市的一位医生,半年内靠各种无耻的手段敛财5万多元。据他在狱中交待,平日看到一些人车来车往,暴富流油,心理极不平衡。于是,开始疯狂敛财。

肆无忌惮的“心理变态”

这种“非常原因”的确出乎了记者的意料。这类人占红包医生的比例很小。他们收受红包的最终目的,并非敛财,更不是出于迫不得已才收受。其主动“出击”的很多。有人说,他们是图个快感。什么样的快感,恐怕不会是屠夫宰完牲口后淋漓尽致的痛快吧?

亲人做手术,我敢不掏红包吗

生病就得住院,住院还得靠医生的治疗。其实患者们也知道,医生收红包成风都是患者们惯的。但是,面对亲人、面对手术的风险、面对种种传闻,他们又不得不从原本羞涩的兜中不时拿出一个个红包,极其不情愿但又十分忠心地把红包塞到医生们的手中。

患者:谁愿意把钱往窟窿里扔

看病花钱,天经地义,但包个红包,装上几百甚至几千块钱送给医生,这又算什么?采访中,一位教师患者愤愤地诘问记者。

“谁都不傻,谁愿意把钱往窟窿里扔,可是,不这样(送红包),我儿子的眼还要吗?”在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的门口,记者遇到了一位外地带子到北京看病的王姓男子,他抱怨地说“连挂号都有人从中作梗(指倒卖挂号单),我能不送个红包吗?”记者看到在他的身旁站着他十多岁的患白内障眼病的儿子。

一位患者曾对记者说,患病了到医院你就是孙子,甭管你自己怎样,医生都是大爷。曾有一位医院退休的老医生做手术,主刀的医师是他的学生。但老医生知道这位学生好“那一点”,没办法,也只好照规矩办事,可又碍于老脸,面子拉不下,最后,就想方设法,托人给他的学生送去了红包。事后,这位老医生感慨万千。

所谓“生命诚可贵”。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去开玩笑。患者的担忧终因他们是天平那端不足份量的砝码而随了“潮流”。“只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呗”。一位“语出惊人”的患者暗自向记者倾诉,说这句话时,他的脸上明显流露出了几分的无奈、酸楚和可怜。

被医生暗示,谁能逃过“劫数”

采访中得知这类“暗示”索要红包的现象并不罕见。前年的10月,记者就在北京经历了一次。那天,记者的一位朋友因踢球左臂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当时我们立即将他送到附近郊区的某医院,医生以“手术太大,这里无法治疗,必须转院”为由,仅打了一下夹板,便将我们拒之门外。随后,我们立即打车到位于北京市区的某医院,挂完号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医生一会说手术太忙,一会说快要下班了,还找借口要研究研究。无奈之下,这位朋友的家人塞了一个500元的红包给那位医生,手术才得以顺利进行。后来,另一位医生告诉他,若手术再晚一小时,他的左手将残废无疑。

图个平衡,买个心安吧

在医院看病,病人最担心医生不仔细,草草处之。好不容易排上个专家门诊,结果三五分钟给打发了。听说南方有些地方更是规定了医生处理每个病人的时间,这些无疑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一位在门诊就诊的患者说,过去报纸电台不是报道过诸如手术纱布、剪刀什么遗在患者身体里多少年的事情吗?万一医生心情不佳,也给他来个类似的事故,可不倒了大霉。搭上一两个红包,医生肯定会特殊照顾一下,来医院就得花钱,生命重要啊,也就不在乎那点“意思”了。

担心医生敷衍了事或者故意刁难

一位患者说,不打点打点,有些医生的态度就极其恶劣。随便应付一下,敷衍了事还不算,万一惹怒了医生,他给你开一大串高价药,让你不用住院的住院治疗,住三五天就行的住上十天半个月,那吃亏的还不是病人吗。现在医院医生都有药品的回扣,据说,有些药作用并不明显,但价格却高得惊人。有些地方医院还存在门诊承包的情况,医生收红包和开高价药,同样是增加收入,咱们何苦啊。

另一位从妇产科出来的孕妇说,过去在学术上,有人认为“剖腹产婴儿聪明”,所以一段时间剖腹产的风气盛行。一方面是孕妇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个别医院追求经济收入。但专家认为,孕妇是否进行剖腹产由孕妇临产时的指征决定,不存在“剖腹产婴儿聪明”的事情。可是,孕妇临产的指征由谁来判断?医生最有发言权。临产时若遇上个医德不好的医生,不送红包,他完全可以大手一挥,剖腹产吧。就这样,医疗费又得直线上升。

纵观医患双方的关系,患者总是处在一种相对被动的地位。有句话是说“被动就会挨打”。挨打是不会轮到患者,可是,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挨“掏”呢?

国外“红包”现象一瞥

在日本,医院也盛行收“红包”,特别是外科医师收“红包”非常普遍。日本一位医师曾自曝内幕说,“红包”金额虽有不同,但医生收“红包”中在各大学附属医院和各名牌医院已是家常便饭。

日本畅销杂志《周刊现代》曾报道过一起红包事件。1996年,一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21岁女孩被送往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本来可爱好动、基本能站立走路的小女孩在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一个月后便离开了人世。鉴于媒体不断对该医疗事故的曝光,抱有怀疑的患者父母向日本厚生劳动省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有关部门查明其爱女的死因。没想到该主治医师和主刀医师却恶人先告状,以患者父母手术后主动向医院捐款为据,否定患者父母对手术有过怀疑。得知这一切后,患者父母勃然大怒,主动向媒体曝光了其间的内幕。

原来,为了给小女孩治病,其父母在手术前就与某主治医师接触,医师当时说,手术成功的关键要看谁动刀。他建议请该院最好的主刀医师,或者请他做现场指导。患者的父母问他,手术成功后是否需要向医院捐款,他毫不掩饰地说,把钱捐给医院没有任何价值,不如在手术前直接把钱交给主刀大夫。他还特意嘱咐他们,务必在入院的第一天就把“红包”送来。救女心切的父母在孩子住院当天,就把两个装满现金的信封分别交给了主治医师和主刀的大夫。

在美国,红包现象几乎鲜见。美国一个独立行医的医生(主治医师)的年薪为20万美元左右,与总统年薪相当,为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8—10倍,享有高薪的医生职业同时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因此几乎所有的医院和医师都将收红包视为耻辱,常常主动揭发。而对收受红包者的惩罚,也是异常残酷的。有此劣迹的医生将被全美医师协会打入黑名单,所有黑名单上的人,将不被美国境内的任何医疗机构聘用。而一个美国医生,从上大学开始到能够独立行医,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如果被禁止行医,则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技能,即使改行,也来不及了。所以,没有人愿意为了区区数百美元的红包,铤而走险,冒着失去20万年薪终身职业的危险。

同时,在美国,人们的收入及消费大多是通过信用卡来进行的,包括工资和各种收支,现金很少流通。对每一笔收入,银行都会进行监督,数额较大的来历不明的钱均会被盘查,并记入个人档案,影响一个人的信誉。也正是这种与信誉密切联系的方式,迫使人们珍惜信誉如同珍爱生命,促使人们走正路不去走歪门邪道。(《生活时报》200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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