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化名）出生在农村，爸爸原是江苏省南通市的个体驾驶员，妈妈原是某纺织品公司的会计。1994年10月，小小的父母离婚，小小随父亲生活，母亲每月负担抚育费50元。因小小的妈妈没有履行抚育费，小小的爸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妈妈用仍在父亲那里的一些婚前嫁妆抵偿了全部抚育费后，小小几乎再也没有看到过母亲。
不久，父亲再婚又添了一个孩子，后来父亲下岗，全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1997年4月5日，小小父亲经亲戚介绍，将女儿交给家住南通市的唐氏夫妇抚养。小小来到唐家后，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他们将小小送进市级机关幼儿园，小小快乐地和小伙伴们玩耍。在家里，小小称唐氏夫妇为爸爸妈妈，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转眼小小7岁了，要上学就得有户口，转户口必须办理收养手续。于是唐氏夫妇与小小生父一同来到民政局办理收养手续。民政局要求小小的亲生父母双方到场，尽管小小爸爸已经离婚，但按照法律规定，送养必须孩子亲生父母双方签字同意方可。
唐氏夫妇几经周折找到了小小的生母，说明了自己想要收养小小的想法，不料想却遭到了小小生母的拒绝。她的理由是：“假如男方要送养女儿，那么，我曾以家具折抵的抚养费必须由男方补贴出来，数额为18000元。”唐氏夫妇新近也都双双下岗在家，他们无法支付这笔费用。收养小小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浅。
9月，唐氏夫妇来到学校诉说了孩子的苦衷，校方同意他们只交800元借读费即可入学。小小总算是跨进了学校的大门。2002年4月，小小的生父却将小小带回到自己乡村的小学，可因为没有给她交学费，学校没有同意她参加期末考试。学校放假后，小小又回到了唐家。
2002年9月，唐氏夫妇带着小小和借来的一点学费重新来到她曾借读过的学校，校长婉言拒绝了。小小渴望上学，然而却无法跨进学校大门。
小小不能上学的事，惊动了南通市妇联。工作人员找孩子的亲生父母与唐氏夫妇多次协调，但始终未能解决。2003年4月，唐氏夫妇向南通市崇川区法院递交了诉状。但私下里他们反复请求法官在诉讼中能多帮助调解，成就收养之事。
庭审中，孩子生父明确表示愿将孩子给两原告收养，提出谁不同意送养谁负责抚养的观点。但小小的生母态度很坚决，认为自己对孩子已尽了全部抚育义务。
法官调解未果。小小跪在了妈妈的面前，苦苦哀求，希望妈妈能成全自己让人收养。她哭喊着，眼巴巴地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那天，爸爸回家时也没有带上她。还是好心的唐氏夫妇把她带回了家。此后小小爸爸搬家了，至今去向不明。小小一直辍学呆在唐家。
此案在当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法律学者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情、理、法的激烈碰撞事例。在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产生背离的时候，在母亲权利与孩子权利的天平上，我们究竟应当优先考虑谁的权利？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的杨荣新教授指出，我国现行的收养法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调整的同时，显然对于孩子的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不够。法条往往只是对普遍的情形作出规范，而对于个性问题、特殊情形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佟丽华律师认为，如果说对小小的送与不送，一切只能凭生父母说了算，那么对未成年人的权利如何去尊重和保护呢？
父亲为利于孩子生活与成长，主张送养不悖情理；母亲有可以不同意送养的法定权利，不违法律；收养人已经收养孩子三年，渴望法院能支持收养有效，不伤公序良俗；小小在父母都不要她的情况下，希望能被人收养，过正常的生活，也无可厚非。法官究竟应当如何平衡各种权利，这决定着孩子的前途与命运！（《法制日报》2003.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