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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即将炸坝行洪的消息，好多抢险护堤的群众回家了，因为再守在大堤上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将失去家园……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组织1000人坚守一个在9个小时内就要炸出缺口的大堤吗？ 另一方面，“我们的治淮思路是不是该变一变了？”
2003年7月6日下午3时20分，为了确保沿淮全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徽颍上县唐垛湖行洪区炸坝行洪。滔滔洪水急速泄入行洪区内八万余亩良田，数以亿计的财产顿时化为乌有，上万名群众开始转变身份——灾民。
地处行洪区的颍上县垂岗乡乡长周泉，目睹这悲壮一幕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含泪写下了《一位行洪区乡长的炸坝手记》。文章发表后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视野。7月26日，回良玉在这篇文章上作出批示，要求国家防总及有关部委同志阅读。
《炸坝手记》是一份什么样的手记？普通乡长的心声何以感动副总理？
这是一篇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文字：
2003年7月2日。安徽颍上，淮河大堤。淮河当地水位23.7米，这意味着淮河到达危险水位。 我（周泉）作为乡镇的主要负责人，陪同县委领导率领一、二、三线民工1200多人，进驻淮河大堤防段，开会布置防汛抢险事宜……散会了，我们上了指挥船。所谓的指挥船，是一艘租来的200来吨重的水泥驳船。 7月4日，大雨如注；7月5日，如注大雨；7月6日，还是大雨。 险情不断，滑坡、塌方、管涌、断裂，雨中奔命！可是终究还是守住了。不但守住，而且还可以再守1米。然而坏消息终于传来，上游、中游全线吃紧，如果我们再守1米，河南、安徽将成一片泽国。 炸坝命令到了。大雨中工兵上堤，埋雷、炸坝、行洪。我木然地看着，像是看一场无声黑白电影。各种声音都消失了，但雨棚里盯着我看的目光却像刀一样扎进我的心脏。这些叫做民工的农民，在大堤上坚守10天，最后，面对滔天洪水，眼睁睁地看着大水冲过缺口，冲向自己的家园。良田、树木、鱼塘，一切都消失了，有的只是无边的洪水。 没有哭泣、没有辱骂、没有哀怨，只有这无声的目光死死看着你，仿佛要你解答，要你回应。 远在灯红酒绿的都市的时尚男女们，你们知道他们吗？知道有这样一群人，亲眼看着十多年辛苦耕耘的一切毁于一旦而心如刀割吗？从炸坝的那一天起，他们失去家园，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忍受着蚊虫、酷热、潮湿、脏水、脏厕。 是的，救灾物资正源源运来，经济补偿也会随之展开，医疗队紧急开赴灾区，警察确保治安，这一切，确实都迅速展开着，但这目光，仍叫我挥之不去。 这些人，以城市的价格买农业资料，以农村的价格卖粮食，生老病死，天灾人祸，都要靠着几亩几分每年几百块的税后卖粮钱生活！ 我不是这拨人中的一员。国家每个月给我的几百元工资让我很知足。但是，我深深地理解和同情他们，这洪水，让我感觉到好冷。 从1991年起，淮河已经整整12年没发洪水了。垂岗乡两万多个农民终于积累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财富，良田、鱼塘、果树、房屋，这一切都被滔滔洪水片刻摧毁…… 风大雨大，人们最后望一眼自己的家，走向高地……最后走的，是背着死也不肯离开家园的老人的汉子……
周泉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发了极其强烈的冲击波。
2003年的淮河，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让沿线的城市岌岌可危，沿淮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
7月2日，周泉正式进驻淮河大堤，开始了艰辛的防汛抢险之旅。对于周泉来说，这已是他在乡长任上的第三次防汛，三次进驻同一艘指挥船。
暴雨仍在不停地下，水位在短短的两天内一下子上涨了近两米，接近历史最高水位，而且，还在不断地往上涨。大堤上满是干部和群众，他们吃住都在那里，忍受着大雨的浇淋、蚊蝇的叮咬，还有满心的焦虑以及随时突发的险情。但一切必须忍受，一刻不能休息，因为稍一疏忽，大水就有可能冲破堤防，冲毁他们的家园。
大水已经与大堤持平，随时都有漫堤的可能。民工和干部们夜以继日，在大堤上又筑起了1米高的子堤。按照这样的防汛强度，他们可以守到28米的水位。当然，守到这个水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如此，上游的河南和下游的江苏将成为一片水乡泽国。他们只能寄望，大雨不再下，而洪水也不再上涨。
但是，险情却在不断出现。7月5日，周泉和他的同事们指挥民工及时排除了两次大的险情。就在当晚准备松一口气时，突然，一处桥涵进水，大水迅速沿着涵洞流进湖区里，抛下的门板也没能堵住这个口子，石料抛进去一点效果也没有。眼看着大堤就要承受不住了，这时，一个50来岁的汉子站了出来，他说他是当地水性最好的人，要求跳到河里将门板扶正堵住缺口。汉子跳了下去，6分钟后才浮出水面回到岸上，憋紫了的脸上满是扭曲的表情，大口喘了半天气才说出话来：“我再下去看看，一旦我没有上来，就不要再管我了，因为我必死无疑。要立即报告上级大堤守不住了，快速撤退保命要紧。”
所幸，汉子扶正了门板，石料抛下去方才起了作用，大水被控制住了。然而，险情仍在不断地传来。看着依旧上涨的淮河水，所有人的心里都没了底。
但是，上级的命令依旧是死保大堤安全无虞。当天下午，周泉就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电话，要求一刻不能松懈，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堤。当晚，周泉迅速召集乡干部和各村干部到指挥船上开会，传达上级这一指示精神。
当晚9时整，就在周泉传达上级指示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在来临。
周泉打开了手机，一个异常严肃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中：“你立即停止开会，迅速到一个没有人听到的地方，带上记录员，听我传达防洪命令。”
周泉一下子懵了，紧接着便意识到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他当即中断了会议，带上两个乡里的工作人员，离开了会场。一名工作人员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掏出一个烟盒，开始准备记录。“接到上级命令，7月6日中午12点，唐垛湖要炸坝行洪，在此前，一定要保证大坝安全，同时，要马上组织对行洪区内进行地毯式搜查，确保行洪时无一人伤亡……”对方讲一句周泉复述一句，直到双方核对无误，对方才挂断了电话。同时，周泉感到脑海一片空白，几天来的担心终于一下子变成了现实，几天来的辛苦也将一下子化为乌有，8万多亩良田、10多亿的财产将被大水全部淹没。
周泉强打着精神再度回到现场。“会不开了，湖区6个村庄的村支书留下来，剩下的同志散会。”周泉对着全场70余名干部宣布着。在场的所有人一下子沉默了，他们仿佛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下面的工作转入到地毯式清查。就在周泉指挥这一工作时，垂岗乡的书记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书记的声音因紧张而变了调：“你赶紧带领民工上我这里来，有一个70米宽的堤段滑坡，眼看就守不住了，如果险情排除不了，我俩都得……”
大坝马上就要炸了，但在炸之前如果是自动溃堤，就违背了上级的命令——在行洪之前确保大堤安全无虞。同时，相应的行洪赔偿可能就一下子全没了，那么，垂岗乡的干部就会成为罪人。周泉不敢想了，立即赶往了事发地点，组织民工抢险。
7月6日夜里3点钟，县“防指”的领导来了，要求立即在早上6点钟之前组织1000名民工上堤抢险。而此时，由于群众已经听到行洪的消息，好多人已经回家了，因为他们的家园明天就会淹没一空，对于他们而言，再守在大堤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组织这么多的民工来守一个在9个小时内就要炸出缺口的大堤吗？周泉心里一时没有了底。
5分钟的会议将组织民工的事情传达到各个行政村。3个小时内，这个任务必须完成，而最远的村庄离险段还有30余公里。4点30分，周泉在险段路口等待清点人数。此时，群众已坐着拖拉机，骑着自行车、摩托车陆续赶来。到5点55分时，前来抢险的人数达到了1500人，比原计划多了500人。当中，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才过10岁的孩子，他们来后都不讲话，就赶往现场闷着头干活。
这时，一个老者嘶哑的声音传了出来：“父老乡亲们加油啊，我今年78岁了，已经干不动了。我只能对大家说，可不能在我们这里把堤溃了，我们不能丢脸啊。”因为现场情况太危险，周泉忙走上前让这位名叫罗横玉的老人回家休息，老人拒绝了，他说：“我干不动了，但我得喊话为他们打气。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党员，我就是普通老百姓。我也要尽我的一份力量。”
作为一个乡长，周泉在垂岗六年来，干了大量的工作，也犯过对群众作风粗暴的毛病。甚至，他一直或多或少地认为，这些老百姓素质低下，而且蛮不讲理。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让他发现自己错了。“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向他们索取，要钱、要粮……索取的过程中，甚至还粗暴地给他们伤害，没想到，在关键的时候，正是这些老百姓，不计报酬、不讲价钱，从深夜里起床去保一个即将炸掉的大堤，几小时后，他们现在的劳动将毫无意义，洪水将冲毁他们的家园。可是，他们还在牺牲着自己。”周泉陷入了深深的感动中。
7月6日中午11点，周泉开着车最后一次进入湖区，当时，湖区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顺着湖区的水泥路，周泉漫无目的地行驶着。经过一片花生地时，他停了下来，那是5000亩的连片花生地，是垂岗乡通过不断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的结果，已快到了成熟收获的季节。如果不发大水，这些花生可以卖到400万元，可马上就要全完了。
心里异常难受的周泉又把车开到速生杨树林。这片杨树林有2500亩，一旦丰收将会卖到4000余万元。同样，这也是乡里积极动员老百姓种植的结果。一些村民奔着杨树种植的巨大获利前景不惜贷款，为的就是能够早日摆脱贫困。现在的大水，将让他们这个美梦化为泡影，一些人将会因此倾家荡产。抚着杨树，周泉号陶大哭起来。他不知道，在水退后，他是否还能有勇气去面对他曾经鼓励种树的那些父老乡亲。
周泉想起了自己1997年从县科协调任垂岗乡任乡长时的情景，想起了垂岗六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1997年8月自己来到垂岗乡时，乡政府只有三间办公房，没有电话、没有车，连县里通知开会，也只能通知到离垂岗不远的王岗镇，再由王岗镇派人传达。乡政府的办公条件如此，普通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农民住的大多还是土坯房，只有少数条件较好的才住得上砖瓦房。行洪区内，农民用电要缴2.5元一度的电费，为了省电，天漆黑了他们也舍不得拉亮30瓦的电灯。
从1997年开始，垂岗乡花了大力气发展经济、搞基础建设，先后投入数百万元建设乡村公路、实施电力低压改造、扩大集镇框架，在行洪区，还实施了沟渠田林路综合治理。如今，行洪区内修通了水泥路，农民种上了花生、杞柳、蔬菜等经济作物，靠这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钱财，不少农民翻盖了新房，家里接通了电话。没想到，一场大水就要冲毁全乡2万多人辛苦修建的家园。而这一场洪水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守住。
7月6日下午3时20分，唐垛湖炸坝行洪。行洪时，老百姓们死死盯住大水，没有一个人说话。
“12年前，因为大水，我们被淹了，今天，还是因为大水，我们又被淹了，难道就没有更好的选择？”面对许多灾民的质问，周泉无言以对。
在颍上长大的周泉还记得小时候在唐垛湖的所见，大片的湿地和云集的飞鸟。经过长期的围湖造田，这个天然的淮河行蓄洪区已经成了村庄连绵、人口集中的地区。“人水争地，人进水退，这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将淮河水道逼成窄窄的一条线，汛期到来只好高筑堤坝保护行蓄洪区内的人民，影响了汛期的正常行洪。”
同时，在农民为抵抗洪水而筑起的“庄台”上，却多数居住拥挤，没有绿化，人畜同住，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每一次走上庄台，面对庄台上的居民，周泉心中都是一阵酸楚。
这样的现实让周泉寝食难安。他说，淮河经过治理，行洪的间隔越来越长，但每次行洪所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沿淮人民每十年就要经受一次水深火热。“我们的治淮思路是不是该变一变了？” （《八小时以外》200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