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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铸当年与妻子的合影 |
曾经在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副研究员周善铸，撰文讲述了自己的难忘经历。
1966年4月15日凌晨4时，我们开始测量最后一个数据。为了赶时间，我们日以继夜地工作，已经3天3夜没有正式上床睡觉了。眼看最后一轮测量就要完成了，同志们已陆续离开实验大厅。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我逐个进行最后的复核。正当我检查到最后一个项目的时候，突然灯光全灭，警铃声大作，唯一进出口的旋转水门的马达声轰然响起，我立刻悚然惊觉到有人违反操作程序，我已被单独禁闭在实验大厅内了。
求生的本能使我立即拔腿向水门奔去，边跑边喊：“有人！有人！”但在水门马达的巨大轰鸣声中，人的喊声显得太微弱了。更不幸的是，由于惊慌失措，我又被地上密如蛛网的电缆和水管绊到在地，电缆又拉倒一台测试仪器，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在大厅变得一片漆黑的同时，巨大的马达声也停止了，瞬间，大厅被笼罩在一片骇人的静寂中。
我知道，在水门戛然而止的同时，各种致命的射线，已经成千上万的、如利箭般向我射来，虽然不疼不痒，却在分分秒秒杀伤我的细胞、神经、骨骼和器官。当时我们进行的是快中子束核反应实验，中子是一种穿透力极强的杀伤性粒子，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可迅速致人于死地的强辐射场中了。
在生死一线的临界点上，我产生了幻觉，恍惚间我看到了我的妻子，我悲叹命运为什么这样残酷，新婚没满月就被迫分离，现在我们又将永远被分隔在阴阳两个世界里；接着出现的是我年迈的母亲，她老人家接受得了这个事实吗？经受得起这个打击吗？
幻象激活了我求生的欲望，我的神智遽然清醒过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是设法自救。
我首先想到的是破坏机器，但价值千余万元的加速器会被破坏，不仅经济损失，更耽误了国家限期任务的完成。
在束手无策的紧急关头，我猛然想起，很多年前，从北京大学毕业前夕，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实习时，一位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一个相似的、由前苏联援建的实验大厅时，曾指着水门边上的一个电钮介绍说：万一有人被关在里面，可以揿它用来自救。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因为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几乎为零。
但是我吃不准，同样的装置会不会在上海的机器上出现，如果有的话，它是安在水门的左边还是右边？时间无情飞逝着，专业知识告诉我，如此强的放射辐照，超过半小时就是致命的，超过20分钟不死也残。
事不宜迟，我旋即趔趔趄趄地向水门方向摸去。我强令自己冷静镇定，不要再被任何电缆和杂物绊到。好不容易，我终于触摸到冰冷的墙壁和水门的隙缝了，赶紧像盲人摸象般上下急切探索。没有！马上转到另一边，生死似乎就在我的举手之间，空气好像凝固了，呼吸几乎停止。
有了！就在我用力按下按钮的同时，巨大轰鸣声如雷般响起，我知道，这是旋转水门自动开启的马达声。随即，刺耳的铃声从各处相继伴随而起，说明各种保险连锁装置亦已被启动。在我生命即将毁灭的最后时刻，巨大的加速器的运转被刹住了，我得救了！
待一切正常后，我独自跑到了大楼外的树林里，张开双臂连连深呼吸，努力吸进清新空气和吐出肺中残存的中子云。
天亮后，我到医务保健室化验，结果令人担忧：白细胞计数高达每立方厘米1.8万个，是正常值的3倍。此后，我出现了辐射损伤后的初期症状：低热头痛，吃什么吐什么。几天下来，形容日渐枯槁，神情日渐憔悴，虚弱到连上厕所都站不住。
在中山医院住院期间，张鸿寿医生的及时治疗，阻止了我身体的进一步恶化。1972年以后，我一直病休在家，组织上千方百计送我和其他因职业染病的人到苏州、青岛疗养。虽然造血机制的损伤也许是难以根本康复的，但这种关怀，令我们深深感动。我今年70岁了，现在白细胞比较少，容易感冒，但我已经慢慢适应了。
至于违反操作程序导致事故的同事，我坚持不予处理，因为那是一个分配来所不久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我们没有专门向他交代过安全规则和操作规程，该反思的是我们自己。而且凌晨4时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人最易出错的时候，更何况我们已经3天3夜没有休息了。所以我连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说。我们都接受了这次教训，在实验大厅的各个点上都安装了电话，在紧急自救的电钮上设置了永明红灯。
这生死一瞬间的经历，使我对生命有了至深的感悟：人生无常，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生命还能走多远；生命有时是坚强的，有时又是脆弱的，因而我们要珍惜生命，精彩活着每一天。
从此，我更加关爱我的家庭、我的高龄老母和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同时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中去。当时一门刚刚兴起的新学科——加速器质谱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迅速组成了一个小组一头扎了进去，并很快取得了成果。因为是国内首创，接连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二等奖和上海市核学会的优秀论文二等奖；与其他研究单位共同主编的《核素图》和《核素常用数据》，也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1年，我作为中国科学院核技术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西欧。1986年，我应邀来到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愉快而有效的合作。在共同的努力下，我们这个小组频频在世界权威刊物“Nature”上发表文章。从工作中我享受到了生命的欢乐和光彩。1998年，我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退休回到上海。（《新民晚报》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