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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把衣食无着的穷人过年比做过关，故称春节为“年关”。在这个大多数人衣食无忧的时代，穷人过“关”的故事渐渐地鲜为人知了，但沉淀在这些故事深处的，却是比磁浮车飞驰和火星船上天更让人惊颤的内容。
朱迪上海报道：春节前一个阴冷的傍晚，上海淮海路，“太平洋广场”五个字的霓虹灯柱下，伫立着与现代化大都市的街景不相衬的六个人。他们穿着过时且洗得发旧的衣服，朴素沉静却也有些土气。
两个男人拉手风琴、吹笛子，一个声音洪亮、底气十足的男人唱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过的民歌，惟一的一个女人和另外两个男人一起也在唱，但那个声音洪亮的男人明显是主唱。
几个人的表情认真得让人肃然起敬。他们的面前有一个打开的皮箱，立起的盖子里层贴着“下岗献艺、多谢关照”的纸片，皮箱里有零星的10元、5元纸币和1元硬币。路人扔下钱之后，他们会很有礼貌地鞠躬说“谢谢”。
乐队常唱的曲目是《祝福祖国》、《同一首歌》、《小白杨》等，当然也接受路人的点歌。围观的人很多，有不少人慷慨解囊。
黄国珍，乐队里惟一的女性，是她把原来虹口公园里各自为政唱歌卖艺的下岗人员组织了起来，成立了这个小乐队。
“我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但也需要钱。”黄国珍对记者说。
眼前这个身材瘦小却收拾得干净整洁的中年妇女，每个月只有600块钱的固定收入，却要养活自己和上高三的儿子，而上个月因为做母婴护理时把牛奶煮糊了，600块工钱一分没拿到。
和黄国珍差不多，乐队里每个人的月收入基本上都是四五百块。
比较困难的是张先生，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老婆跟人家跑掉了，用乐队里其他人的话说，张先生真的是“吃饭都成问题”。
比较轻松一点的是被大伙称作“张老师”的主唱，虽然每月只有400元的补助，但加上妻子的退休工资，生活还不算太艰苦。
快过年了，姐姐邀请黄国珍母子俩到家里过年。黄国珍说，毕竟是去人家家里过年，她已经买了两条鱼放在冰箱里了，花了20块钱，准备到时候拿过去。她跟姐姐讲好了，外甥的压岁钱就免了。
儿子很懂事，知道家里的情况，过年也没有要什么东西。但当妈妈的还是给孩子买了一套棉毛衫裤，39元一套，仍让黄国珍大呼“太贵了”。她没舍得给自己添置东西。
过年的时候，黄国珍和她的乐队会趁着街上人多，继续出来唱歌。像这样每个星期六、日晚上唱四个小时，每人可以分到二三十元左右，春节期间，说不定会有不小的收入呢。乐队也会趁比较有空的时候，一起坐坐聊聊天，毕竟大家志同道合又同命相连。
“我过年最多花四五十元钱。”这是黄国珍今年的春节预算。
王池北京报道：“比起老家放鞭炮、包饺子的热闹劲儿，北京过年的气氛差远了。”张学芝说。
“我想家里的大枣馒头和粉丝包子。”一直不太吱声的徐保憨笑着冒出一句。
张学芝与徐保是从河南信阳来京的一对青年夫妇，从1997年秋天起，就在京西的一个国家机关大院里做保洁工。他们一个打扫家属楼的楼道，一个清理家属院里的卫生。两人很看重这份相对稳定又能照应孩子的工作，一干就是7年。
7年里，他们几乎天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包括“五一”、“十一”，当然，也包括春节。
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春节显得漠然。除了买些鸡和鱼在家吃个年饭，对过年，他们没有别的打算。
买新衣服吗？刚刚31岁的张学芝说，她已经好几年没添置新衣了。当记者说她穿在身上的黑色防寒服不难看时，她低头笑笑，说那是别人给的，但她并不很喜欢那个颜色。徐保则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工作服，他们8岁多的儿子林毅也懂事地不吵着要新衣裳。
“城里就是，干啥都要钱。”张学芝说。她和徐保每人每月有450元的收入，刨去170元的房租（不包括水电费）、上二年级的孩子一学期390元的学费和200元的借读费，省吃俭用，每月能攒下300多块钱。
年前，他们刚给老家寄回700元过年钱。张学芝说老人对他们年年春节不回家一直心中不快。
小两口说，他们之所以能在北京坚持7年，最主要的是希望孩子能在北京受教育。
“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才不愿在这里过年哩。”张学芝环视着最多10平米的小屋说。
小屋里仅有一张小床、一张用砖头接出加宽的单人床、一个一扇门的旧衣橱、一个两抽屉储物柜和一些用布盖上的杂物。但张学芝还是告诉记者，她觉得北京“样样都好”。
“这里的老师比村里强多了。”上过初中的徐保和小学没毕业的张学芝齐声说。
就这么坐在床边聊了一个多小时，儿子林毅没有打搅过一次。他要么瞪着大眼睛听，要么拿出自己制作的袖珍模型玩。他的装满一个文具盒的小飞机、小赛车、小卫星、小火箭之类的模型都是同学给他的。
林毅告诉记者，爸爸妈妈只带他去过天安门、八一湖和八角游乐园，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从来没有去过。他说他最想去动物园。他养了只猫，喜欢和猫玩，但当猫儿蹲到自家25寸的长虹电视机上时，林毅会使劲把猫拽下来，说“把电视碰坏了，爸爸就买不起了，我也看不成动画片了”。
看到孩子能得体地和大人谈话，张学芝疼爱地拍拍儿子的屁股，喜悦和满足写满了她的脸庞。她笑道：“要在农村，小孩见了大人早跑了。哪能说这些！”
夫妇俩说，只要孩子有出息，他们再苦也值。
时间在小屋里慢慢流逝，“过年”这两个字还是在他们心头唤起了一线温暖。这温暖来自遥远的故乡。他们回忆说，在家乡，每逢腊月二十七八，家家都要蒸20来锅包子馒头，大家伙儿聚在一块和面、剁馅，好开心哪。
“一个馒头得这么大，快一斤啊！”张学芝比划着说。
徐赛虎上海报道：小彭下班后感觉很累，几个月前因车祸而骨折的那条腿隐隐作痛。他说这可能是早上为送老婆孩子赶早班车回家起得太早了。
“以前过年都是一家人在上海凑合着，这次我得把他们都送回家，省得天天唠叨叫我休息，把我耳根都磨软了。要是真歇下来，等你过了年再来上海找工作，哪里还找得到？团圆事小，丢掉饭碗事就大了。”所以，他等两个孩子一放假，就催着老婆带他们回九江农村老家去，还叫了一辆出租车到车站，“孩子平时没坐过小轿车，这回也让他们潇洒一回。”
小彭在上海杨浦区长阳路上的欧尚超市干整理购物车的活，一个月前才刚刚找到这份工作。记者去找他时，看见他正推着三四十辆购物车从人群中艰难穿行而过。
“等我干完了，再跟你聊。”他怯生生地说，“自动扶梯上的玻璃几千元钱一块，要是被我撞坏了，一年白干不说，还要被炒掉。这几天人一天比一天多，过年的气氛……”他边说边四处张望，大概是怕主管看见他在闲聊。
下班后，记者去他家，见他正抱着受伤的腿坐在床头看电视。“我家的猪圈都比这间大。”小彭这样形容他的这间长不过3米、宽不过两米的小屋。屋内靠墙放着一张床，床对面就是煤气灶，床头有一张既当床头柜又当灶台的小橱，床尾的小箱子上放着两台他收旧货时收来的电视机和一张生锈的弹簧床。
“上午你也看见了，越是到过年我们越是忙。那些购物的基本是全家出动，好像超市里的东西不要钱似的，都在‘抢’。一天下来我基本上没得休息。”他揉搓了两下骨折处，“以前我和老婆孩子不回家过年，也是逛逛大超市，到南京路转转，不过只是看看，一般不买。”
他顺手拿起床头的一个玩具抚摸着，像是在抚摸着他的孩子：“这个就是去年过年时拗不过两个小东西才买的，六块多钱呢！又忘记带回去了！”
小彭已经有七八年没回家了，家里父母年纪都很大了。
小彭很想念刚刚离开的老婆：“她在家的时候，我每天下班回来，她都帮我揉这块痛的地方。”他两手揉搓着骨折的小腿，幸福地咧嘴笑了。
纪旭广州报道：2004年1月12日上午10点，在广州天河区吉山村一间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内，湖北荆州青年文应明接到家里催他返家的电话，这样的电话在他父亲住进医院急救病房的25天内，他几乎天天接到。放下电话的他表情凝重：钱用光了，医院断药了。
文应明落泪了，但他无法回家。
2001年9月至2002年8月的11个月里，文应明带着由11个老乡组成的水电施工组，为吉山村橄榄公园建筑工地打工，公园建成了，11个人的83913元工资却至今没有拿到。为了讨要工资，文应明在吉山村租了一间房，一边打零工，一边追讨。“拿不到钱，我没脸回家啊！”文应明苦着脸说。
与文应明有着同样遭遇的，大约有90多人，他们都是湖北荆州和宜昌的农民。90多人的工资欠条加起来，有六七十万元。老板黎某告诉他们，等公园赚钱了，就马上给他们工资，他们相信了，可是一天天过去了，血汗钱却始终没有踪影。
2003年6月，法院曾判决他们胜诉，但没有执行；8月，他们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却说被告没有财产；他们把相关部门几乎找遍了，但这个部门把他们推向那个部门，那个部门又把他们推向另一个部门。
2004年春节之前，法院终于做出承诺，对被告在橄榄公园的财产评估后拍卖，用拍卖所得支付他们的工资。
“这几天就能有消息”，文应明满怀期望地等待着。他说这话时，离2004年春节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了。
胡奎北京报道：来自河北邯郸的曹书云没想过要回家，她将和丈夫在北京度过第七个春节。
记者在兴华民工子弟小学的一位老师的带领下，踏进了丰台区三路居的这个幽暗的小院子。曹书云和丈夫刚刚踩着三轮车回来不久。七年来，他们一直在北京卖水果谋生。七年来，他们每天差不多都是8点多才回家。
她的丈夫已经在嘈杂声中睡着了，两个分别为9岁和7岁的女儿在床边蹦来蹦去，却毫不影响丈夫的酣睡。
粗糙的衣着，掩不住33岁的曹书云的秀丽。她似乎天生的爱笑，这是一种中国农村女人最常有的热情、善意而淳朴的笑。没有地方落座，她只好请记者坐到丈夫睡着的床边，并为没有来得及烧开水感到格外的歉意。
屋子里没有暖气。炉子里正燃着煤球。曹书云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炉子关闭，以免中毒。“那不冷吗？”“睡着了，谁还知道冷啊？”她回答。
问到过年的事情，她忍不住又笑了，说：“实不瞒你说，我们这七年就根本没过过年，连饺子都没吃过。因为春节那几天，是我们夫妻最忙活的时候，年三十晚上大都八九点才回来，随便吃点什么就去睡了，第二天还得赶着去卖货呢。”
他们每天都要骑上半小时的三轮车赶往几公里外草桥附近的农贸市场。他们最怕的是被交警抓住，“他们有时候很不讲理”。
曹书云说，这个冬天生意特别不好，每个月挣的钱除去360元的房租钱，“能够住吃就不错了”。有时候连本钱都难挣回来。
稍微有点钱，他们就得拿去还债。五年前，他们的大女儿不幸得了脑膜炎，在北京治花了四万多，回老家又花了一万多，用农村的土偏方给治住了，但落了个聋哑。治病的钱都是借来的。此外，他们的父母都有病在身。
说到这些，曹书云的脸上依然带着微笑，无奈却也平静。她说：“再穷也不能总不高兴吧。”
患了聋哑症的大女儿眼睛水灵灵的，脸蛋也很俊，不时地和妹妹比划着手势。7岁的小女儿说话的样子格外早熟，她坐到床上抓住记者的胳膊说：“叔叔你知道嘛，本来我好想要一套新衣服过年的，许多孩子都有新衣服过年的，但后来我想到爸爸妈妈肯定没有钱，就不再说了。”
曹书云和丈夫分别是初中和高中毕业。但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只能靠卖水果维持生活。记者告诉曹书云，国家已决定对农民工开展免费培训。她的脸上露出了诧异的喜悦光芒：“还有这回事？那可是太好了！咱要是能学到什么技术，生活也许会好起来。”（《瞭望东方周刊》1.22—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