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26岁的河南人陈满生与一位朋友在北京龙潭公园东侧护城河游泳。两人从河东向河西游去，当那位朋友游到西岸时，发现河壁既陡又滑根本攀不上去，想通知陈满生时发现，后者已沉入河中。
朋友立即报警，并通知他哥哥前来。在现场，警察询问后要他哥哥拿出8000元人民币打捞费，并说打捞队由警方负责联系
面对高额的打捞费，陈满生的哥哥犹豫了，“我和弟弟6月11日到北京，身上根本没这么多钱。”他说：“警察告诉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尸体浮出来再打捞。”
就这样，陈满生的哥哥守候在护城河边苦等了一天一夜，尸体才由民警及工作人员捞出。
每位来自乡村的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特别记忆，村里的小孩子落水了，会有全村人去施救；如果遇到溺水身亡者，大家也各尽其力，不打捞上来不会罢休。这些行动没有条文约束，没有道德号召，人们基于内在良知的驱动，来如此作为。
现在，城市在比拼经济竞争力，又在讲提升自身的名片形象，可惜往往忽略了城市道德力的建设，城市社会出现了陌生人社会的倾向。面对陌生人，面对陌生人的灾难，有些人成了旁观者，内在的道德力量消失了。
如今，城市管理者需要动用社会资源，弥补社会道德力下降的缺憾。这种弥补不是纯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要体现人文与道德的关怀。具体到打捞溺亡者的尸体，有关部门只要配备了相关器材，打捞并不是困难的事。我们打捞的不是某一个家庭的成员，而是打捞社会的公共道德责任。如果一个城市不能及时打捞落水遇难者，这座城市的道德力就会被质疑，每一个公民都会因此心生寒意。 (《新京报》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