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刘海军著《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使得一场原本在小范围内流传的争论，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争论的焦点是束星北究竟有没有当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起源则是束的学生、科学史家许良英教授，对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束星北的《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的质疑。
这篇文章是由束星北口述，我记录整理的，作为这场争论中的关键人物，我无法回避。
采访束星北的经过
1979年2月6日下午，我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会，内容是介绍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中国纪念活动的计划和筹备情况。当时，我是光明日报科学部的记者，编辑《科学》副刊。显然，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的活动中，《科学》副刊要组织和刊发有关文章。《科学》副刊编辑组组长金涛建议约请束星北写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因为他担任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并说他现在在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
20日，我到青岛，随后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这时才知道束星北不在所里，而是在几十里外的李村。研究所为一批业务骨干在那里开办了“动力海洋学进修班”，束星北是惟一的老师。
22日上午，我来到李村，见到束星北。当年电话并不普及，我去李村前，没有事先同他联系，研究所也没有事先通知他，所以完全是“突然袭击”。我说明来意，请他写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束星北当即拒绝，理由是他正在讲课，指导学生，很忙。
于是我说，如果您没有时间写文章，可以口述，由我记录整理出文字，您再修改定稿。
束星北终于同意。
于是，束星北马上开始口述，我记录。束星北一边回忆一边讲述，非常有条理。下午，我整理出初稿。23日上午，我把整理出来的文章交给束星北审查。他当场看了一遍，印象中没有什么修改。同时，他又谈了一些新的内容。随后，我把这些内容补充进去。
一篇文章引发一场争论
束星北出生在江苏省邗江县。为纪念他逝世十周年，县政协征集束星北的史料，为他出了一本文史资料专辑，其中就收入了我整理的这篇文章。
在给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写于1992年12月26日的信中，许良英说：“1988年7月我看到束先生自己于1954年2月17日填写的统战部印发的履历表和1964年填写的中组部印发的干部履历表，又重新仔细读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觉得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并提出了8条论据。
最后，许良英说：“根据上述理由，我认为1979年《光明日报》那篇文章是记者凭一点零星信息，加以捕风捉影臆造出来的”。
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许良英推荐《束星北档案》的文章。他在文章最后写到：“我经过多年反复思考后认为，这是束先生经历20多年精神折磨的后遗症。1957年开始，普遍出现了说真话获罪、说假话受奖的怪现象，他的心灵被扭曲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你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假话，我就不可以？”这篇文章掀起了一场新的公开的争论。
同年12月8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樊洪业的文章《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束星北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故事是虚构出来的。对于束星北为什么这么做，樊洪业说：“爱因斯坦是科学圣殿内的王中王，束星北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而新发现的束星北1943年12月17日给爱因斯坦的信，是许、樊的证据。
一些老校友和同事的回忆
许良英、樊洪业的文章发表后，束星北的子女、浙江大学的一些老校友反应强烈。他们说，不是解放后、反右后，而是在上世纪40年代，就知道或听说束星北担任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一事。例如，1940年进浙江大学学习的杨竹亭，在2005年12月17日给我的信中说：对于束星北曾在爱因斯坦身边当过他的助教，当年我们理化系主任朱正元教授，亲自告诉我，确有此事。
针对许良英说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他应在其履历表填上，而不应该“故意隐瞒”这段“光荣历史”的看法，上海理工大学教授王伯年指出，其实，国外的研究助手和助教通常是临时的工作。如在美国，当研究生而领取奖学金或助学金的，无需专门填写职称表格，就自然取得了助教或研究助手的职称。因此，“填”与“不填”均可，不存在“不填”就是“故意隐瞒”的推论。
也许，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争论可以促使人们去挖掘材料，去辨析真伪，可以离真相更近一些。（《中华读书报》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