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来年，在读书界有三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湖南的朱正，一个是上海的金文明，再一个是深圳的余汝信。他们读书可以说是真正读到家了。对同一件事，这本书怎么讲的，那本书怎么写的，有什么大的差异，有什么微小的不同，包括标点符号、错别字，他们都能分辨出来。
朱正对中国近现代文艺史，尤其是对文艺界
金文明对古代史，尤其是对古代的文艺作品，滚瓜烂熟。他曾发表文章评我的书，肯定优点，指出缺点。有人说他是吹毛索疵。我认为，“疵”在“毛”之下，不“吹毛”何以“索疵”？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为我挑毛病，为文史类书籍“校正”。不用说他的命中率很高，就是只中了百分之一，也够作者感谢的了。
对余汝信我所知甚少。有人说，“余汝信”是笔名。不知确否？我知道余汝信，也是从他对我的一次批评开始的。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写作过程中，市委领导多次主持讨论。余汝信看后马上写文章批评我:“为尊者讳”，并指出“那领导就是陈丕显”。后来我渐渐发现，不管余汝信的职业是什么，他都堪称“文革史”专家。“文革”中，上层人物谁揭发过谁，十有八九瞒不过他。过去，有位上峰说，不要研究“文革”。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掩耳盗铃。“文革”中那么多人挨斗。不消说，斗人的人应该数十倍、数百倍于挨斗的才是。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只听说有人挨斗，而不见斗人的人呢？相信余汝信等人都是清楚的。
书，是档案。书还是高倍数的电子显微镜。中国需要朱正、金文明、余汝信这样的读书人。有那么几十、几百个，出版物就会干净得多，史实的可信度也会提高很多。（《北京日报》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