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结婚甚至同居，却以“陪床保姆”的方式维持着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陪床保姆”的背后折射出老年人情感和生活照料的缺失。
星期六早晨七点多，家住北京
“一个月2000?”张先生有些疑惑，“这么贵？”那男人说：“可以陪睡啊，你不想找个这样的保姆吗？”
“我倒是想，就怕老伴儿打死我。”张先生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往公园走。那男人失望地回到路边，又去物色新的目标。
在合肥、武汉、广州、西安、北京、福州、海口等大城市，“陪床保姆”不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她们所服务的对象，多数为丧偶或者离异的老年人。
“陪床保姆”：冲击社会道德
快速老龄化的中国社会，老年人群的生存状态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找“陪床保姆”，让保姆陪伴晚年、照料生活，甚至托付情感，也成了一部分人的选择。
64岁的刘先生老伴儿因病去世，同事和老友几次张罗给他再找个老伴儿，都遭到子女们的反对。儿女们怕家里的房子和财产被新进门的“后妈”分一杯羹，所以，不支持老父亲再娶。刘先生虽然对子女们的态度极其不满，但是，想到自己的养老问题，还是屈从了子女们的压力。有一次，在公园玩的时候，听一位老伙计说起这种情况，他也花钱去找了一个40岁左右的“陪床保姆”。由于事先谈好了待遇，两个人相处融洽，孩子们知道了也没有反对。
郑州市69岁的段某在老伴逝世后感到家中无人照料，便来到二马路劳务市场找保姆，并遇上了信阳来郑打工的51岁的叶某。最后，两人经过商量，以每个月300元钱的价格谈成，并加上了一个另类的条款：除了正常的扫地烧饭，如果陪睡一次加20元。之后，叶某便以保姆的身份，在段家待了3个多月。
58岁的赵先生年近五十才离了婚。前妻性格暴烈，两个人吵了一辈子架，一直等到惟一的女儿大学毕业了，俩人终于和平地分了手。离婚后，赵先生又处了一个女朋友，比他小六岁。相处了半年多，两个人领了结婚证。谁知结婚后不久，两个人的关系急转直下。先是三天一小吵，接着是五天一大吵，熬了一年左右，赵先生实在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从此，赵先生惧怕婚姻，生怕误遇不淑，自己陷入痛苦之中。有一次，也是有人把他拉到路边，向他介绍“陪床保姆”，赵先生马上请了一个回家。
61岁的王先生想法很简单，请个“陪床保姆”，只是喜欢这种“单身的感觉”，用一句时下年轻人中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喜欢那么一种情感上“轻薄无负担”的感觉。有了保姆陪床，王先生尝到了甜头。家里有人照顾着，床有人暖着，自己还仍然潇洒着。还是四处征婚，还是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回了家，有茶有水有饭，有人伺候。
56岁的荣先生这几年发现自己走了“桃花运”。一次，去一家保姆中介公司，对方向他推荐了“陪床保姆”，荣先生颇感“幸福”。
荣先生和“陪床保姆”签的合同一般都很短，有的半年，有的三个月。没有什么感情，只是你情我愿的交换关系。合同一到，荣先生就又去换新的保姆。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姜向群博士认为，对于老年人再婚，可以推行婚前财产公证的办法，以解除子女对财产的后顾之忧。同时，应该加强对子女的宣传教育，尊重老年人的婚姻权利。搞临时搭伴儿，实际上是对老人人格的不够尊重，也容易对老人造成经济、人身等伤害。寂寞是可以同情和理解的，但是，老年人应该对自己的生活做理性的选择，首先要保护好自己，也可以选择那些为社会所认同的排遣方式，如多参加集体活动、文化娱乐、旅游等，培养有益的兴趣爱好。
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陪床保姆”现象助长了男权中心主义，既然一些离异或者丧偶的男性老人可以“陪床保姆”的形式找到年轻一点的女性来填补自身婚姻和情感的空缺，那么离异或者丧偶的女性老人呢？她们的情感缺失和生理需求该谁来满足？另外，此种状态下，男女双方的性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假如一方有病，另一方就要遭殃，可能会“无处话凄凉”。他说，这种现象还会毒化社会的道德风气，进一步发展可能产生变相的卖淫，为性犯罪的产生、性疾病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隐形性交易进入老年市场
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家庭的生活照料及亲人之间的情感照料都出现了严重的缺失。
以往由家庭提供的情感及生活照料链，在城市化迅速加剧、家庭变小、子女远离、空巢家庭增多、高龄老人大量出现、社会照料资源不足、政府投入不够的情况下，突然断裂，使老年人群面对晚年情感及生活困境而无力应付。其中一些人更是雪上加霜，不但远离子女，而且失去配偶，陷入人生的丧失期。
由于丧偶或者离异，主要靠配偶照顾的城市老年男性，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他们的情感照料及生活照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子女无法提供必要的帮助，社会无法提供有效的关怀，致使一些老年人陷入孤独无依的境地。无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还是从情感需求的角度来考量，社会都为“陪床保姆”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为什么不结婚甚至是同居？却以“陪床保姆”的方式维持着一种类家庭关系？
专家指出，一些人之所以不结婚而是采取“保姆陪床”的方式，主要问题在于丧偶再婚的老年男性，再婚后离婚的机率非常高。
影响再婚成功的原因有：
一、易和原配比较。再婚者易受回归心理干扰，跟原配有着几十年共同生活的感情记忆，再婚后往往不自觉地把先后两个配偶加以比较，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
二、婚姻中的女性不愿意再沦为新老伴儿的“保姆”。老人再婚在生活上自然都希望得到对方的照顾，但如果单方面地索取，必然也会导致对方的心理失衡。而许多老年男性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一生都是由配偶照料，丧偶后再婚，女性不自觉地又沦为保姆的角色，必然会有怨言，甚至抵触，导致二人关系紧张。
三、婚后感情及生活磨合成本太高。和青年人谈恋爱一样，两个老年人在婚前的了解阶段，会刻意隐藏自己性格和习惯中不好的一面，直到结婚后才会表现出全貌。而专家分析，人到老年之后，就变得缺少弹性了。婚姻会打乱原有的生活，两个年轻人磨合一段时间就习惯了，而老年人却很难做到。
四、子女因对财产的担心而反对。
因此，游离在婚姻以至同居之外的“陪床保姆”，因其兼具了保姆的特性，能提供生活照料，同时还能提供情感照料，兼具了妻子以至情人的特性，所以，成为一些城市老年男性的选择。
穆光宗教授认为，“陪床保姆”现象是市场化的产物，体现了一种商业化的性关系，无论它对一些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多大帮助，其本质还是一种见不得阳光的性交易，只不过是以隐秘方式进入了老年市场而已。
让保姆回到保姆 让婚姻回到婚姻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雇佣“陪床保姆”既营造出准家庭氛围又充分满足了生理需要，还不会有财产分割方面的担忧。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频换“保姆”，也存在着被骗财的风险。
而对于做“陪床保姆”的女性来说，这毕竟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同居形式，丧失的不只是法律的保护、财产的获得，还有精神上的尊重。许多“陪床保姆”不敢让自己的家人或者亲人出现在雇主家，害怕这种见不得光的“游戏”被人发现。有一些“陪床保姆”抱着先培养感情、等待时机成为女主人的企图。
而频繁更换“陪床保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性交易合法化，挑战了法律法规的底线，超越了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姜向群博士说，对于陪床保姆，我们应该持否定态度，因为它明显带有性交易色彩，是法律和公序良俗所不接受的。
穆光宗教授认为，虽然“陪床保姆”会有一定的市场，但不宜在老年群体中默认或者提倡。打着“陪床保姆”旗号的交易场所和中介机构的做法也不符合相关法律，应该有自己的行为底线。理想的做法，还是应该鼓励老年人以合法的手段解决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保障问题。当然，“丧偶老年男性再婚后离婚的机率高”这一问题的确值得政府、社会和家人的关爱。
让保姆回到保姆，让婚姻回到婚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中国老年》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