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您对近年出现的“文化超男”现象怎么看？
许嘉璐：谁是“文化超男”？
记者：
这是社会上的一种比喻，比如易中天、余秋雨、王鲁湘他们。
许嘉璐：那于丹就应该是“文化超女”啦。现在的大学生有几个有易中天这样功底的？有几个有于丹这样功底的？他们能够带动起一批年轻人是件好事，但是不会轰轰烈烈。现在还谈不到国学研究，只是国学的恢复。一些报纸有国学专版，一些大学成立国学院，做的都是这个工作，这个恢复恐怕要50年。
记者：为什么是50年？
许嘉璐：我举个例。北大有位汤一介先生是有家学渊源的，他父亲汤用彤，写文章用文言文。现在像汤一介先生这样能领导编纂《儒藏》并进行标点的人太少了。在这方面我吃过亏的，我搞《二十四史全译》，一些稿子回来之后我只能欲哭无泪，有的不知道翻译的是什么，有的整页照抄，他翻译不了。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一辈的，汤用彤、冯友兰、钱穆、梁漱溟，再往前是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现在我们想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都爬不到人家的肩膀上。我是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估计是50年后。
记者：您说过饶宗颐先生这样的学者50年内不会再出第二个。
许嘉璐：我还说得短了。要出饶先生这样的学问家，要从现在还在妈妈怀里的孩子培养起，还要有很合理的一套培养方法。再就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恐怕也要到50年后才能形成。可是我还是要不断呼吁，再不呼吁就更晚了。（《羊城晚报》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