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丢了“农业文化遗产” 李大庆在6月12日《科技日报》上撰文说，6月9日是我国的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一些专家呼吁，全社会要特别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专家们认为，梯田种稻、稻田养鱼、坎儿井等，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经验积累起来的最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至今仍在使用。但经济
中国是“传记大国”，却也是“传记弱国” 杨正润在6月7日《社会科学报》上说，中国历史上就是个传记大国，中国正统史学都是“纪传体”。但在中国古代大量传记作品中，除《史记》外，至多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就没有什么经典之作，也几乎没有出现过完整叙述传主一生的长篇经典传记和严格意义上的自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忌讳太多、以歌功颂德为能事，二是重历史而轻人物，读来无味。
提倡和谐文化不是向传统文化回归 方克立在6月11日《北京日报》上说，现在有人说中央提倡和谐文化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是用儒家的和谐文化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甚至给我党领导人与时俱进、顺应民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举措，戴上了“仁政”、“禅让”、“民本主义”等一顶顶“儒化”的帽子，把党的理论创新说成是“复古更化”的转向。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文化与中国传统和谐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建设的目标不同、所服务和维护的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时代精神不同等。
整风前后延安文学中的“语言”变化 袁盛勇在2007年第5期《学术月刊》上说，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划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间的隔阂。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因而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李沈阳在2007年第3期《北方论丛》上说，西汉初年，儒家在总体上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但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严重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