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
这类资料馆，第一个在韩国，在韩国政府和民间力量的互动之下，资料馆资金充足。当然“慰
日本的资料馆建于两年前，也就是战争结束60周年之际。日本的一些左翼人士在早稻田大学内建起了资料馆，房间很小。开馆一年多，日本国内没有一份报纸报道过这件事。
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展示了“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历时15年调查研究所得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里的富士山木雕、门板等实物证据，还包括当年日军士兵强奸中国慰安妇使用过的避孕套和其他资料，还有大量关于慰安妇研究的影像和图书资料。这些证据首次向社会公开。
一 袁竹林（湖北）已故
袁竹林1922年5月16日生于武汉，父亲袁胜阶，母亲张香之，她是3个女儿里最大的。因家庭生活困难，父母把3个女儿都送人做了童养媳。15岁时袁竹林结婚了，丈夫汪国栋是汽车司机。
结婚才一年时间，日军进攻武汉。汪国栋奉命转移到四川重庆，把袁竹林留在了武汉。认为媳妇在家吃白饭的婆婆强逼袁竹林另嫁他人。袁竹林和一个叫刘望海的人结了婚。17岁时，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荣仙。
1940年春，一个叫张秀英的人到处招旅社清洁工。袁竹林信以为真，和其他几个女孩子一起报名参加。就这样，张秀英领着她们坐轮船到了鄂州。
没想到一上岸，端着刺刀的日军士兵就将她们带到一座庙里。一进门老板就命令她们将衣服脱光，检查身体。袁竹林不肯，张秀英的丈夫就带人用皮鞭抽打。身体检查完毕，老板给袁竹林取了个日本名字“吗沙姑”，把她安排到一间七八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
第二天早晨，房门口挂上了一块六七寸长、2寸宽的木牌，上面写着“吗沙姑”。这天上午，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队。“第一天我……足足遭受了10名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
就这样，袁竹林和其他几十个姐妹，成为日本兵的性奴隶。慰安所里的一日三餐，由老板雇佣来的一个中国厨师料理，质量差，数量少。她们要洗澡却没有地方，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
常常有军官要求陪夜，一小时，二小时，甚至整夜的都有。来了月经，老板也不准休息，日本兵照样拥入房间。刚进入慰安所，老板就逼着她们吃避孕药。按照日军规定，士兵必须用避孕套，但很多士兵知道她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会患梅毒，便有意不用避孕套，过一段时间后，袁竹林就怀孕了。
袁竹林试图与一个被日本人叫做“留美子”的女子逃跑，结果没跑多远，就被日本士兵抓了回去。日本士兵抓住袁竹林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鲜血直流，从此她落下了头痛病。她肚里的孩子也被做掉。
不久，鄂州日军军官藤村看中了袁竹林，让慰安所老板把她送到自己住所。不久，藤村又把袁竹林送给了一个叫西山的军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袁竹林回到了武汉，找到母亲。从此，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1946年，失去了生育能力的袁竹林从朋友那儿抱养了一个才出生70天的女孩做养女，起名程菲。1958年，因慰安妇经历，袁竹林被居委会强行吊销户口本和购粮证，住房也被没收，逼着她去黑龙江北大荒插队劳动。就这样，袁竹林在北大荒米山建设兵团整整呆了17年，种苞米、割大豆，过着缺柴取暖、缺衣少食的生活。1975年，农场有个叫王万楼的干部见她实在可怜，帮助办理了手续，让她回到了武汉。
2006年2月，采访过袁竹林的苏智良、陈丽菲教授致电正在病中的袁竹林，询问她是否愿意接受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的一笔数额达2万美元的抚恤金。
对经济困难、病重的袁竹林来说，2万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袁竹林却拒绝接受这笔钱。
一个月后，84岁的袁竹林在武汉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去世。
二 韦绍兰（广西）88岁
88岁的韦绍兰和62岁的儿子罗善学哭了。在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大厅里的记者们面前，高出一头的儿子紧紧搂住瘦小的母亲。
黑瘦的罗善学是12岁时知道自己身世的。他和村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钓鱼。有个小孩想要他的钓鱼竿，他不给，小孩就骂他“日本仔”、“鬼子仔”。
另一次，罗善学和村里的老伯伯一起放牛，老伯伯对他讲了他母亲被日本侵略军抓去3个月，回来后生下他的经历。他哭着回家问妈妈，妈妈只是掉眼泪，不肯说话。
1944年冬天，日军占领了广西荔浦县，在一次“大扫荡”中，新坪镇桂东村25岁的韦绍兰背着1岁多的女儿跟随着村里人向村北的牛尾冲山上跑去。背着孩子的韦绍兰快要抵达山洞时，几个端着枪的日军士兵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韦绍兰和孩子被日军抓住后，和另外6个妇女被拉上汽车，送到了日军军营，关进了一间狭小的泥土砖房里。
韦绍兰回忆说，最早强暴她的日本士兵是端着刺刀进屋的。见她不肯脱衣服，很生气，拿着刺刀对准她的女儿。韦绍兰只得脱光衣服，任其所为。直到他离开房间，她才敢哭出来。
“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进来三个……”韦绍兰不知道让她怀孕的士兵究竟是谁，强奸她的既有50岁的老兵，也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
韦绍兰她们有时还会被送到其他军营。日本士兵逼着她们穿上和服，或者只穿一件日军军装。不管语言通不通，只要士兵进来，她们就必须起身，弯腰鞠躬，接着脱衣解扣，慢一点都会招来打骂。
这段地狱般的日子持续了3个月。一个凌晨，装作肚子疼要大便的韦绍兰带着女儿逃出了军营，朝着日出的方向跑了两天才回到家里。丈夫罗讵贤正在吃饭，看见妻子，他愣了一下，对妻子说：“快吃饭吧。”
此时，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韦绍兰才哭出声来，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放下手中饭碗的罗讵贤也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对她说，不怪你，因为你是被抓走的，现在回来了就好。
几个月后，女儿病死了。再过了几个月，韦绍兰生下了罗善学。虽然心里同情妻子的遭遇，但罗讵贤看着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听着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他感到了羞辱和仇恨。
“我当时很害怕，但仔细想一想，孩子是没有罪的。”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她和儿子不仅得忍受在外受气的丈夫的谩骂，还要承受村里人的白眼。
罗善学长期遭受歧视和欺负，性格渐渐变得内向、孤僻、易怒，不敢接近人多的地方。
因为出身问题，几十年里，罗善学找不到媳妇。如今，62岁的罗善学仍然一个人过。在他住的村子里，比他年轻的人都喊他“日本爹”、“日本爷”。
“我心里恨妈妈，又可怜她。”在田间劳累了一辈子的罗善学现在和母亲相依为命，靠放牛、养鸡和采草药过活。采访过程中，罗善学突然号啕大哭：“我这辈子全完蛋啦！就因为是日本崽，连老婆都讨不到！”
三 林亚金（海南）81岁
瘦小的林亚金一到人多的地方就紧张。面对着包围过来的记者，只会说黎族语言的她一个劲地往角落里躲闪。
生于1926年的林亚金是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人，在6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二。1943年10月的一天，在地里割稻子的她和几个要好的姐妹，被突然出现的日本士兵抓住带到日军军营。当时，林亚金只有17岁。
“当天晚上，日军把我们叫到指定的房子里，他们排队轮奸我们，痛得我使劲地喊，他们就煽我嘴巴，不让我出声。如果有人叫喊，拖出来打，让我们像牛一样趴在地上，肚子下面放把刀，刀刃朝上。挨打的时候，我们四肢还必须用力撑着，要不然就会受伤。”林亚金回忆说。
在同为黎族的一个伪军中队长的帮忙下，林亚金提出家中母亲病危需要回家探望，自己也顺便看医生，日军准她回家。林亚金到家后，才发现父亲病情严重，不久就去世了。
迫于生活压力的林亚金到罗朋村一户人家帮工，半个月不到，又被当地巡逻的日本兵发现，把她在山上轮奸了。担心日本士兵再来找麻烦的主人让她赶紧回家。不久，因为弟弟生病在县城住院医治，前去探望的林亚金在经过一个日军哨所时，再一次被3个执勤的日军士兵轮奸。这以后，她再也不敢出门了。
1950年，林亚金认识了罗葵什号村的丈夫。在结婚一年后，她才告诉丈夫自己被日本人强奸的事。丈夫听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在接下来的土改和肃反运动中，她丈夫被划为“地主”，押送到三亚劳动改造。林亚金曾经赶去探望，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林亚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丈夫。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被当地人称作“日本娼”的林亚金也成了批斗对象。
为躲避过去，林亚金搬进一个没有人烟的偏僻山区。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小男孩，在山沟里一住就是几十年。
在得知她的经历后，苏智良夫妇从上海赶到海南，在保亭县南林乡罗葵什号村后山见到林亚金，当时她光着脚刚从地里放牛、割草回家，正准备热大铁锅里煮好的野菜吃。“我当时好奇，指着铁锅问了一句，‘这煮的是猪食吗？’林亚金告诉我说，她先吃一部分，剩下的再给猪吃。”苏智良的爱人陈丽菲当时就落了泪。
不久，苏智良教授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把林亚金纳入到援助对象中，从2000年开始，每个月寄给她100元钱，后来又增加到200元。(《南方周末》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