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契约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相聚茅草屋中，在当场写下的一纸字据上，按下17个手印和4个印章(其中严宏昌按了两次印章)，代表全队20户人家。字据写道：“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18位农民的名字是：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
他们没有想到，这份字据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近日，记者和小岗村的部分当事人就那段历史有如下交谈。
严宏昌当选生产队队长
记者：当年写下契约一起按下红手印，决心包产到户的18位小岗村农民，已经有6位辞世。你在这个有意义的行动中是重要人物,请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严宏昌：我出生在1949年农历九月初九，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讨饭。
我1969年底结婚，老婆段永霞是同县板桥公社的人。到1978年，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当时，小岗生产队的家庭自留地每人只有5厘，我家6口人，总共只有3分自留地。
1978年8月，从过去板桥人民公社内，分出了新的梨园公社，要产生新的队干部。于是，全村人家的户主来到严学昌家开会，因为他家的地方大一点。当时担任梨园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钱进喜前来主持。大家选出了三个人担任生产队负责人，我、严俊昌、严立学。我得的票最多。
成年以后在外面讨饭不种地是要交钱的。我每月向生产队交15元，计150分。1978年初，我在凤阳当建筑工人，也管着几十个农民工。因为蹲点干部反映我是“黑包工”，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当年上半年我回到生产队。
我被推选为队干部后，队里的关廷珠对我说，如果你让我一天喝上两顿稀饭，我就满足了。
我听了以后压力很大，因为我常年在外，对生产不熟悉。我把自己的心情向严俊昌和严立学说过。俊昌是我堂兄，他说，我没有文化，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但是你要把点子想好。
带领大家走上“大包干”之路
记者：接手之后，你们怎么一步步地走向“大包干”的道路呢？
严宏昌：选举会以后，会计严立学就建议要盘点生产队的家底，那时队里没有什么集体积累。但我们还是认为，要抓住秋耕和冬耕，为来春种上庄稼打好基础。要整地，没有牛耕田，我只好发动大家出死力气，用铁锹挖，用把子耙。
大约也在同时，我向严学昌、严立学提出，每人只有5厘自留地，少了，要增加自留地。大家都同意，这些地就分下去了。
但是这样一来马上就有了问题。我们当队长的到了地头，发现大家都懒洋洋地没有跟上来。我一看，这样不行，就找到严立学，将一个生产队分为两个小队，让大家有一个竞赛。我为这事写了一个报告，结果公社不批准。
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三人研究，自己干。结果一分开两个小队，矛盾还是很大，主要是利益分配不均匀。
我找到严学昌，对他说，我以前是小包工头，各项工程包干到人，不管你是瓦匠还是泥工，总是能够提前完工。
他说，搞农活哪个敢做呢？我说，你去问别人的意见，如果可以，就瞒上不瞒下地来做。结果大家单线联系，发现多数同意这样做。
最后，我就找到立学和俊昌研究这个事情。结果，我们三人思想不太一致，形不成决议，主要是担心上级怪罪下来，心里怕。
我找到严学昌问他的意见。严学昌说：谁要是不同意，就把集体的好处多给他点，哪怕他吃干饭我们喝稀饭都行。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坚定了我的决心。我又找严俊昌、严立学商量，要分田到户，分个明明白白。当然前提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首先交够应该给国家的，这在我们凤阳农民头脑里是特别清楚的事情。
按满了红手印的字据
记者：那张表示18户农民决心“分田到户”的契约是你起草的吗？
严宏昌：这张纸条是我写的。我在会场上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了，然后同意的人就当场按手印。
记者：为什么在这张契约上，有的人按下红手印，还有三个人却是盖章？
严宏昌：我们首先要求盖章，盖章更具权威。因为穷，只有三个人有图章：一个是韩国云，因为他是贫农代表。再一个是严立学，他是会计。最后就是我了，因为我是小包工头，有图章是用来给大家作证明发工钱。
其他人基本上没有读过书，不会写字，所以只能由我把名字都写下来，他们按手印。
记者：按满了红手印的契约，只有严宏昌一个人有两处签名、两处盖章。这是为什么？
严学昌：因为严宏昌表示，在这个事情上他要带头，所以先写上自己的名字。表示以后一旦出事，要捉就先捉他。写了两个名字，在两处名字上盖了两个图章。
严宏昌：事实上，在按手印前，我们已经分了田干起来。我们知道上面不叫干，干着也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在一起商量，要签字画押，表明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同时对干部有一个交代。当时这样做必须保密。
字据是在向大家讲明了情况以后由我当场写的，名字的排列也是我写的，大致的顺序是按照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积极性比较高的写在前面。
记者：契约上面有20个名字，而实际到场的是18个人，那两个没有在场的人是谁？
严立学：一个是严国昌，一个是关友德。严国昌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字是我哥哥严立坤代签的（按手印）。关友德当时跟着我父亲在江西要饭没有回来，严宏昌要我找到他的叔爷关廷珠，由他代签了（按手印）。
秘密签订契约的草房
记者：当时为什么选在严立华家开会？
严立华：因为我家有两排房子，前两间后三间，是我讨饭回来自己盖起来的，大概在1970年左右盖的。
那天秘密开会的时候，我的老婆孩子在后排屋子里睡觉。我们在前排屋子里开。那个晚上，我家点了一个煤油灯，是用一个墨水瓶做的。大家来到我家，有的坐在草垫子上，有的蹲在地上。屋子中间有一张小矮桌，连茶杯都没有。
记者：你分了多少土地？
严立华：当时分地搞“大包干”，总的原则是加上荒地，大约每人5亩。我家人口少，分得20来亩。
记者附言：小岗村的“大包干”就这样起步了。可贵的是，小岗村农民的做法得到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很快发展成遍及全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大包干”。
“大包干”一年，到1979年秋收时，小岗村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增加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上升为400元，四邻皆惊。从此，人民公社制度式微，小岗村人也和饥饿告别。那张按满红手印的契约，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收藏。馆藏号：GB54563，国家一级文物。
(《党史博览》2008年第9期 钱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