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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包产到户”的不解之缘

2008-10-26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1979年6月初,我和两位同事拿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介绍信到安徽省搞调查研究。省农委副主任刘家瑞介绍了全省包干到组和凤阳大包干的情况。随后,他说:“其实,我们这里还有个小范围的包产到户的试验区。”他给我们详细讲了肥西县山南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全过程。

我们提出:“能否让我们去实地看一看?”刘说:“我

做不了主,你们要去,一定要省委批准才行。”当时约定,他回去请示,如同意,明天陪我们去肥西;如不准,我们就直接去安庆。

第二天一早,刘家瑞带了一辆上海牌轿车,陪我们去肥西。路上他向我们交代,不要说我们是北京来的。车行约一小时多到了试验区,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景象:已经黄熟的麦子,呈高矮不同的三层楼式的分布,大片是长得又密又高的麦子,有一部分则矮一些,小部分的麦田则更矮。老刘说:“长得最高最好的是包产到户的,矮一些的是包产到组种的,最矮的是生产队集体种的。”

7月初,我们一行回到北京,向社科院副院长宋一平汇报,他提议我们把有关试点情况写个报告。

9月中旬,我们写成了《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送给宋一平。不久,宋一平告诉我,邓力群同志看了报告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明确讲过‘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四中全会的文件也讲了‘不要包产到户’,我们社科院公开讲‘包产到户问题要重新研究’,不妥。”所以宋一平决定,原定在《未定稿》正刊刊发的这篇研究报告,现在不发了,改为在增刊上发,印200份。

11月3日,《未定稿》增刊印出了这篇研究报告。很奇怪,越是印得少的东西,越有人注意,越有人看。这份《未定稿》增刊传到了安徽,万里等同志都看了。万里后来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最早为包产到户做宣传的文章,是社科院同志写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10.16 陆学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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