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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的隽永

2009-06-04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不设灵堂,不作告别,平淡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就是这平淡,才显出了隽永。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活在亲人们、朋友们、读者们的心底,才是真寿者。

静静地离去

丁聪先生去世的消息,毫不令我意外。他静静地躺在医院里已经一个多月了。十天

前,丁太太打来电话,说这一次恐怕比较“麻烦”。我懂她的意思。多少回,他大难不死,虽有凶险,终于化险为夷。但这次,一直高烧不退,结果实难逆料。

丁先生和丁太太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从不愿麻烦别人,也从不肯做劳师动众的事情。丁太太说,如果丁先生这次在劫难逃,也不打算开追悼会或向遗体告别。怀念他,就请好其书,好其画,从而想见其人。老朋友,大多已届高龄,大热天往返劳顿,于生者有伤,于死者何益?一动不如一静,或可写一些文字,留下他生活的痕迹,留下一片情谊。至于一群不相干的人,行礼如仪,鞠躬如也,了无意趣。

人生如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存留在这个世上的,也不过是短暂的过客。谁都会有归去的时辰,即便现在烈火烹油,势焰熏天,就算留下一座巨大的坟茔,一处高耸的墓碑,甚至营造起宏伟的殿堂,并不能为他的生存再添辉煌。我活过,我做了,我无愧,这就够了。何必管那些身后的哀荣。这是人的睿智,也是经历了曲折人生的彻悟。

命运的捉弄

丁聪出生于画家之家。父亲丁悚是海上名家。丁聪从小喜欢画画,可是,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走上绘画的道路。没想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反倒促成了丁聪学画的决心。

丁聪提着画笔走上了抗日的战场,提着画笔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的战场,他甚至进了被通缉的黑名单,不得不逃亡香港。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他欢天喜地庆祝“解放”,热情洋溢投入新社会的建设时,却忽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被发往北大荒,丢下了结婚一年、刚刚生下“小小丁”的太太。他到老也不曾明白凭什么落下来这个罪名,但是他不曾颓唐。他说:“我还是要画!”

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回到了北京。他满以为从此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但他很快发现,无形的帽子仍高悬在他头上。果然,一到“文革”,他又被一顿“横扫”,劳动改造去了。他在“干校”养猪,以为不再有重操画笔的希望。可他万万不曾料到,竟会有那一声惊雷,刺破长空。他终于放下了喂猪的料勺,又拿起了画笔。他还是要画,只要一息尚存。

犀利与宽厚

丁聪是和气人,平日里对人总是笑脸相迎,但骨子里却刚直不阿。

“反右”的时候,要他检举一位朋友的“反动言行”,他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落井下石,于是,他自己成了右派。“文革”之时,又有人强逼他交代一位朋友的“罪行”,并列举此人种种“劣迹”以作“诱导”。丁先生听后慢悠悠地说:“我同他相交那么多年,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居然一点也不告诉我!天底下竟有这么坏的人。”为此,他挨了一顿铁棍,被打得头破血流。就在鼓励告密的时代,他仍坚守着做人的底线。

丁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最遗憾也最痛苦的,是他已无法作画。常坐轮椅,反应也不如先前敏捷,但他谦和仁厚风趣之性不改。

每次见到他,都能感觉他拳拳的情意,也总是叹息自己的无力,既不能纾解他的病痛,也不能给他什么宽慰。幸好我同他合作的全部作品四卷五册,已在他生前结集印出,书名都是他亲笔题写。

开作品研讨会的那天,丁先生大病之后,仍兴致不减为每位到会的朋友在书上签名。遗憾的是书已出版三年,稿酬分文未付。合同俱在,出版社的爽约令我无颜面对常年卧病的丁聪先生。丁聪先生的去世,使我背负了沉重的、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

(《文汇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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