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吐火罗文纯属偶然
吐火罗文
吐火罗文虽然是印欧语系一个最远的东方分支，在词汇上受到印度―伊朗族语较大影响，但在语音与动词词法上却与邻近的印度―伊朗族语差异较大，而与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相近。吐火罗文用婆罗米字母书写，在西元6―8世纪的塔里木河流域以及附近地区使用，主要用于书写佛教经典、佛法譬喻以及阐释佛教思想和戒律的著作和戏剧等，也有关于商业贸易、医学巫术等内容的文本。
1908年德国语言学家西克（Emil Sieg）与西克灵（Wilham Siegling）完成了对吐火罗文的突破性识认，发表了关于吐火罗文的学术论文。此后，西克、西克灵经过长期的努力，加上比较语言学家舒尔兹的相助，合作巨著《吐火罗文文法》终于在1930年问世，成为跨入吐火罗学的第一个门槛。天书终于有了破译者，而破译天书的西克教授，无疑也成为吐火罗文之父。
正是这位吐火罗文之父，看上了来自吐火罗文出土国的季羡林。其实，季羡林学习吐火罗文是非常偶然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阻断了季羡林的回国行程，如果不是季羡林的梵文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如果不是西克教授来接任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职，如果不是西克教授觉得季羡林是一位可塑的语言天才而近乎武断地硬要将自己的看家本领全部传授给这位异国学子，那么，季羡林可能压根就与吐火罗文无关。开始学习这种天书的时候，他是感到很苦，但是不久学习兴趣就来了――每周2次课，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渴望上课了。
1974年春，在新疆焉耆县千佛洞附近发现了88页吐火罗文残卷，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了解到，在现今世界上只有20多人懂吐火罗文，而在中国就只有季羡林懂。李遇春便来到北京，将携带的残卷交给季先生。
季羡林经过10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原来这是一部宣扬佛法、名为《弥勒会见记》的27幕剧本，季先生的破译也终结了吐火罗文出土在中国、识认在外国的历史。尤其是先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先生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聘为在冰岛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种《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杂志的顾问。
季羡林文化成就的象征意义
首先，吐火罗文是一种失落的语文，是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懂的绝学。“为往圣继绝学”是“仁者”的文化使命。如果说学习吐火罗文是由于偶然的机遇，那么，学习古典语文梵文和巴利文却是先生的自觉选择。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并且熟练运用到佛教和印度学研究中，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于佛教传播中的历史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举世并无几人，这都表现出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
先生临终之前，还有一种复兴国学的企图，就是读古书必须读原文，不要读译文，不要读简化字的文本，而且复兴国学要从娃娃抓起。这也表现出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忧患感。
其次，吐火罗文作为中亚细亚的语文，在中国境内却属于印欧语系，在地理上与印度、伊朗接近，但在语言上却更接近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这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极富象征意义。先生通晓国学，但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不在国学这一方面，因此，不宜称先生为“国学大师”，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是运用西方现代的学术方法研究印度学。季先生通晓西学，但是又不能说季先生是“西学大师”。
鉴于季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以及在印度学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印度学大师”、“东方学大师”，可能更恰当一些。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及印度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时候，经常会注意到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这一回流现象。因此，注重各大文化之间交流的季羡林，是名副其实的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和语言大师。如果结合他的散文创作，那么，称他为文化大师也很准确。
我们应该用更准确的词汇为先生送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的主将，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千古！
（《光明日报》8.4 高旭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