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揪斗出来的7月一个盛夏的中午，汪曾祺接到一个革命小将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4点钟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里去。随后，他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乘
此番破例被召见，正是为了修改《沙家浜》。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在剧场里，汪曾祺等人随时听从“文艺旗手”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每一场排练，汪曾祺都是小心翼翼地陪着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的江青，看着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随后，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修改。晚年的汪曾祺也不无自得的说：我是唯一敢在江青面前跷二郎腿的人。
汪曾祺亲历了“样板戏”的兴衰。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搞创作长达十年，其紧张、痛苦的滋味刻骨铭心。晚年，他写了多篇回顾“样板戏”的文章：《我的解放》、《关于“沙家浜”》、《“样板戏”谈往》、《关于于会泳》等等。在一些文论中，也屡屡提及当年不堪回首的往事。
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文革”之后，他又受到了长时间的审查。晚年汪曾祺对样板戏有客观的评价。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样板戏”也还有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以为一个是重视质量，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突破，把京剧音乐发展了。
(《人物周报》1.14 师永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