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对“赔钱减刑”的顾虑
□叶祝颐
从感情人道与司法和谐的角度讲，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赔钱减刑”的适用范围值得肯定。但不少人仍对此举提出质疑，原因何在？
在笔者看来，原因在于，司法腐败案件屡屡曝光，公众对法官乃至对整个司法领域存在一种怀疑心态，担心“赔钱减刑”变成“花钱买刑”甚至以钱抵命的局面，降低司法公信力，造成司法腐败，助长罪犯气焰，动摇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要把“赔钱减刑”的“经”念好，需要配套措施同步跟进。第一，赔钱减刑的酌定量刑情节标准必须统一、明确，避免因为标准模糊，法官放大自由裁量权，滋生司法腐败。第二，提高法官素质；纠正法官办案偏差。第三，尊重公众知情权与话语权，接受社会、媒体、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监督。第四，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给法官戴上“紧箍”，避免他们徇私枉法，歪曲政策善意。
跳出“对抗制思维”看“赔钱减刑”
□张俊鹏
世界刑事诉讼的传统理念是一种对抗制思维的产物。在这种思维下，人们认为当一个人犯罪后，他不仅被认为是伤害了被害人，更是损害了国家秩序和国家法律尊严，所以必须依法严惩“没商量”。这种观念更强调对罪犯的惩罚，而非社会关系的修复。
然而今天的世界，人们对于刑事诉讼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刑事诉讼不仅要惩罚犯罪，也要让受损害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因而，在刑事诉讼中，一方面要体现被害人的意愿和自主权，比如在庭审中被害人有权独立发言，有权与被告人达成谅解，另一方面，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提倡关爱、挽救被告人。
跳出对抗制思维看“赔钱减刑”的举措，我们很容易看到其中的合理性：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被害人同意对被告人减刑，这充分表明在诉讼中尊重了被害人的意愿；被告人有机会在真心悔罪中得到更轻的处理，则更有利于对其的挽救；“赔钱减刑”是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的结果，当然有利于修复受损的双方关系，有利于社会和谐。
“赔钱减刑”的关键在于能否严格执行
□乾羽
对于“赔钱减刑”，质疑者并不否认其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而是担心“赔钱减刑”的执行，即“赔钱减刑”的意义到底能否真正实现――如果法律没有被严格执行，“赔钱减刑”就可能产生负面影晌。
因此，要想让人们对“赔钱减刑”产生真正认同，除了理念的阐释之外，还需让人们看到制度得以严格执行。任何好的制度都需要以执行为条件，才能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赔钱减刑”应当有更严格限定
□李妍
最高法首次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范围，对“赔钱减刑”走向更为公平公正的向度，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这仍然很难说，“赔钱减刑”就此能实现真正的法律公平。“赔钱减刑”之所以在公众心目中引发强烈的反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赋予了富人法律豁免的特权，只要有钱，即使不是真心悔罪也能被赦免；而一个穷人即使真心悔罪，也会因拿不出补偿而被判重罪。
因此，当这样的“赔钱减刑”即使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纠纷的适用范围，也极有可能引发司法腐败及不公。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一种对应的权利，来制衡“赔钱减刑”赋予富人的豁免特权。比如，对但凡实施“赔钱减刑”的案件都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由法律专业人士、普通公众等组成监督委员会，对案件是否适用“赔钱减刑”进行调查。
同时，此类案件审理也应做到司法的全程透明，不仅要向公众公开案件事实及审理过程，还要对犯罪人悔罪态度、赔偿情况，以及受害方与犯罪人间达成谅解等情况及时予以披露。其中，受害人及其家属是否真正与犯罪人达成谅解，以及社会公众对案件社会影响的反应，理应成为是否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只有当“赔钱减刑”处于一个公众制衡、权利公平博弈的平台上，法律才不会有失公允地成为某一方的特权。
（《中国改革报》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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