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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

2010-03-06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节后的进京工作大潮,如潮汐般规律;但是今年,“驿动的心”已不再坚定。一些远离家乡寻找梦想的年轻80后们,正在重新考量人生的落脚之地:是在一线大城市继续咬牙扛下去,还是奔赴二线城市或者回到家乡去安放自己的

青春?在这个纠结的思潮之中,有人创造了一个悲壮意味颇浓的词汇:“逃离北上广”――逃离北京、上海和广州。

回乡当村官

  杨彤楠,27岁,北京→浙江慈溪

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成了销售员。藏在北京胡同里的一间小平房,是杨彤楠和另外3个同事的家,房租每月250元钱。

有两件事情成了促使他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为房租的问题,“生平第一次拨打了110,后来又生平第一次进法院打官司。”另一件事,是公司里两个上级发生了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员工。2008年1月春节前,身心俱疲的他辞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当回了老家。离开北京的时候,杨彤楠身上没有任何积蓄。

回到浙江慈溪老家,杨彤楠很快便凭借自己名校毕业的资历,当上了大学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感觉闲适了许多:“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也就够了,住在家里又不用为房租发愁。”村官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钱,“但是小地方消费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钱都能存下来。”“逃离”北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是很快便结婚了。

不过,对于杨彤楠来说,“逃离北上广”并不是命运的归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转站。他给自己谋划的出路是,先干满大学生村官的两年任期,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途径找到更好的职位,最好能够到北京去当公务员;如果不行,只要有回北京的好机会,他也不会放弃。

“二线”谋幸福

  张帅贤,28岁,上海→重庆

“逃离”上海,张帅贤再也不打算回到那个城市,就连跟随自己近3年的上海户口也要迁走。

在上海的日子里,张帅贤有着一份很令人羡慕的工作:世界500强企业的IT技术人员,月薪收入7500元、甚至还有晋升的好机会。

“逃离”上海,他反复念叨着一句话:“看不见前途,生活的前途。”借着出差的机会,他曾跑到北京生活了几个月,结果发现大城市的生活如出一辙。

最大的刺激来自一次休假返家的经历。2007年回重庆老家和几个老友重聚时,惊讶地发现人家已经住上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有的还开上了车。2007年上海房价均价涨到了每平方米1.5万元,对他来说“30岁前买房买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

回到这座二线城市后,张帅贤进入了一家国内知名通信公司,与在上海时相比,收入仅仅少了几百元,但生活上反而显得绰绰有余。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生活质量:“我现在每天能够按时上下班,但在上海这就是个奢望。”

张帅贤觉得,“逃离北上广”不是逃避外在的压力,相反要面对内在的更大压力,“你不得不考虑,这种做法会不会辜负了家人的期待,或者让亲戚觉得颜面无光。”即使成功“逃离”,还要面对地域差异和心理落差的问题。他说虽然自己生长在重庆,却花了很长时间都难以适应。

(《北京晚报》2.23 周健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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