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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

2010-03-16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侵华日军随军军医山崎宏,战后滞留在中国济南,如今老人已102岁。几十年来,老人一直坚持每周六周日给市民免费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2008年

10月7日,山崎宏大夫正在为一名儿童看病

山崎宏从写字桌下摸出一块糖,亲热地递给我,用地道的济南话说,“吃糖。”他指着薄荷糖纸上的日文商标说,“0ishi的意思,就是‘好吃’。”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在位于济南市区南部的“七里山诊所”―――这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一场突发的冬季流感,让就诊者塞满了狭小的空间。

山崎宏大夫白眉毛长长的,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102岁的寿星,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得厉害,和患者交流,完全依赖经验。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儿的胸口,告诉孩子的奶奶,“嗓子呼噜呼噜的,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我小时候就是山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孩子也是找他,现在轮到了我的孙子。”

日本人山崎宏在济南居住了70多年。1937年,29岁的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他离开家乡冈山,来到中国,命运让他留在了济南。

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20年来一直在跟踪采访健在的侵华日本兵。他介绍,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现在活着的不到13万。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绝大多数已作古。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

留在济南

山崎宏严重耳背,我和他的对话全靠笔谈。他告诉我,他是“七七事变”时来到中国的。他家兄妹三人。他12岁时,父亲得了肺结核,母亲操劳过度,双双病死。姐姐把他带大。

山崎宏还有个哥哥,日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有弟弟在,哥哥就不必出门去服兵役。山崎宏说,“两个兄弟,怎么也得去一个。我小,所以我去了。不然会被枪毙。国家宪法规定的。”

方军介绍说,日本当年几乎家家有军人。如果有人逃避兵役,村公所就会喊来几个人,一声吆喝把这家的房子拉倒。在当时,不效忠天皇是不可饶恕的。

认识山大夫20多年的刘谟桐大夫讲,山崎宏从军经历只有短暂的几个月,因为看不惯日军烧杀抢掠,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独自出逃。他希望从山东乘船回日本,但是阴差阳错留在了济南。

这段历史,山崎宏始终没有完整地亲口讲出来。刘谟桐大夫的故事怎么听都像是一个反战的主旋律,而一个身陷虎狼堆的日本兵能否具有如此高的觉悟,是令人怀疑的。

我检索到一家济南报纸对山崎宏的报道,又提供了另外的版本:山崎宏在部队中违反了规定,为了逃避惩罚,只有选择做逃兵。回日本也要受罚,于是留在了山东。

这个版本相对合理,但还不能完全打消疑虑:日军血洗山东多年,这块土地伤亡惨重,一个落单的鬼子兵如何能够做到不被仇恨淹没?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留在济南?”

老人似乎有意打岔,“毛主席说了,打仗好多年了,日本国家也穷了,一分钱也不朝日本要。所以,我要报恩啊。”

老人说的这段历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

我继续问:“‘文化大革命’时有没有被当成间谍?有没有挨打?”

他否认。后来老人的女儿提醒我,山大夫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这是他在后来的动乱年代得以保全的护身符。他女儿说,“如果他入了中国籍,运动的时候肯定早就被当成特务消灭了。不光他保不住,俺也得去要饭。”

“难道你不想念日本吗?”

他很坦然地告诉我,“老家都没人了,想那些没意思。现在我就等死了。”山崎宏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当年他在冈山的家人收到军方寄来的一个骨灰盒,原来,失踪军医山崎宏被列入了战死者名录。但是,家人打开骨灰盒,发现里面盛着三块小石头。

“你说笑话不?”山大夫眯缝着小眼睛,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就三个石头,那就是我,我早就已经死掉了。”

行医赎罪

去年,方军从山东画报社编辑处得知,济南有一个100多岁的日本老兵,一直坚持每周六和周日出诊给济南市民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方军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方军和100多个日本兵有过往来,这些珍贵的个人史如今摆满了他在北京潘家园附近租的一处民房。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侵华日军像阳光下的雪堆逐渐凋零。现在和他保持通信的也只有3个日本兵了。能活到山大夫这把年纪的日本兵,真是太少见了。

等来到济南见到山大夫,方军相信了“仁者多寿”这句话。85岁之前,山大夫一天要跑三个诊所出诊。如今岁数大了,才减少到一个诊所。用行医的赎罪方式,让方军感到震撼。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赎罪?”

他语气加重了,“打仗打到别人国家,当然有罪。”

“战争是日本政府发起的,你有必要为日本政府赎罪吗?你犯了什么错误让你不安?”

山大夫认真地说,“日本天皇犯了错,参加战争的日本人也犯了错,都是有罪的人。”

山大夫后来告诉方军,自己是和3人一起逃亡的。时间范围是冬天攻入济南不久。一支部队有4个人逃亡,这在侵华日军中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随后赤柴部队一路紧急南下,显然没顾得上追杀逃兵。

1938年4月6日,赤柴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日军主力,被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消灭。方军相信,军医山崎宏如果没有逃脱,一定会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炮火前化为灰烬。

山崎宏回忆,他一路要饭,试图往山东半岛的尖上走。但是穷困潦倒,连一身衣服都没得换。“一看要饭的是个鬼子,中国人没揍我就是好事!”后来山崎宏就留在济南一家仓库当上了保管员,因为无家可归,把仓库当成了家。

方军说,从常识推断,如果山崎宏“无心谢罪”,在日本人占领山东那些年,四处流浪的他完全有机会重回侵略者阵营,而不必沦落到受中国人接济。但是山崎宏没有。日军在山东恶行累累,山崎宏没刻意隐藏身份,居然在济南长期生活下来,可见并没做过杀人放火的亏心事。

1946年始,投降的侵华日军及家属总计310万人被遣返,逃遁于中国民间的山崎宏怎么没有被遣返回去,仍然是个谜。

“为人民服务”

山大夫和63岁的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女儿女婿都退休了;外孙在公交公司上班;这是一户普通的济南平民家庭。

山大夫的中国妻子比他小11岁,是1947年山崎宏39岁时,别人撮合的。但她在40岁的时候就得病死了。

山大夫每月退休收入有5000多元,但是生活出奇简朴。饭桌上常见的是老济南常吃的馒头、粥、咸菜。四川地震,勤俭的山大夫却让女儿帮着捐了很多钱。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他的远亲在和歌山政府工作,1983年在山崎宏的牵线搭桥下,济南与和歌山结为友好城市。

山崎宏为济南市民免费行医,为战争赎罪的报道在日本传播很广。前任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他题词:“大道无门。”

山大夫说,“大道都无门框,不能守旧。孔子说‘生于斯,逝于斯’,照孔子的说法,我本应回到日本国生存,但是,我要用实际行动谢罪,要一生感恩。”

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的贡献。老人对得奖很淡然,唯一让他感念的,是在山东大厦举行的颁奖宴上,日本领事夫人特地为他做的那顿香喷喷的红豆饭,那是家乡的味道。

晚年山崎宏还做了一件为济南人称道的事情,他向红十字会申请无偿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

山崎宏习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来日不多了,有生之日,要多为人民服务。”

(《南都周刊》3.1 杨猛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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