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快四年了。但于我而言，他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常常让我产生他并未离我们而去的感觉。的确，父亲的思想，永远不会离我而去。
父亲的思想，对我的世界观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的思想，已经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在《彭真文选》等著作中了。此外，我也常回忆起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他的一些教诲。那中间同样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显露着他伟大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
１ 父亲曾经说：拍马屁股，是为了骑马。拍你的马屁，也是为了骑你。
谈笑间，父亲将谄媚者的嘴脸揭露无遗，也揭示了乐于接受谄媚者的愚蠢。
２ 我做律师以后，父亲对我说：×××在旧社会是名律师，蒋介石也很给面子。有人被抓找他求情，他也不问案情，收了金条，找蒋说一下，就能放人。解放后，有一次他为一个坏人向毛主席求情，他也不清楚那人做了什么。主席要我处理。我把那人的案卷调来，有两尺多厚。我看了一天，看完心中有了底，把全部案卷送去给他看，请他自己说那人怎么样。他再也不说什么了。你们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
３ 大概是１９７５年下半年，父亲刚刚被流放到商洛山中。那里煤炉子很怪，我们都用不好。特别是封火以后，再打开时，往往被我们左捅右捅捅灭了。父亲琢磨了一些时候，找到了办法。他在打开火时，看准位置，用炉钎子一下子捅到底，火苗一会儿就呼呼地冒起来了。
他说，这和干工作一样，没弄清情况，一通乱捅，就把火捅死了。一定要看准了，一下子捅到底，气顺了，火就上来了。
４ 对于搞判例，父亲认为：不能那么搞。判例法在中国早就有了。大唐律例，律是皇帝定的，例就是大理寺的判例。清朝有大清律例。那时绍兴师爷很有名，刑名师爷和你们律师差不多。一代一代形成的案例堆成山，很多自相矛盾，县官也弄不清。你有案子求师爷，你想怎么办，他都能给你找出对你有利的案例。我们的法律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搞了一大堆案例，谁也说不清，那怎么行？
判例的问题，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父亲的观点，总还是渗透着历史的反思的，也代表一家之言吧。
５ １９６５年底罗瑞卿同志挨整。开始是父亲负责他的专案。有的专案人员跑去调查，过去谁去过罗家，谁和罗通过电话等等。父亲知道后坚持予以制止。
他后来多次说：我当时发了火。康生在苏联学了“格伯乌”即后来“克格勃”的那一套，在延安就那么搞。听窗户根儿，没有意思。我们绝不能那么干。在党内搞侦查，弄得人人自危，离心离德。
６ 我儿时，父亲总想让我学画画。问我想学什么画我答：漫画。惹来大笑。
到了中学，父亲还想让我学画，这时谈了理由：你学画画，将来可以学建筑。中国有几亿农民，现在比较穷，将来总要住好房子，为他们设计住房是个大事。
后来“文化革命”了，学画的事也就吹了。
７ 父亲多次谈到：我只管一万，不管万一。不能事无巨细都管。他复出工作后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也是如此。父亲曾回忆说：我是负责协调政法政策，不是批具体案子。那时我只批过××儿子的一个案子。我批的是，不能因为是××的儿子就放纵，也不能因为是××的儿子就重判。那也是谈政策问题，不是具体谈案子。
８ ８０年代父亲主持修改《宪法》时，我对修改草案想提点意见，写成一封信。还给母亲写了封信：“妈妈：宪法中一点问题老想和爸爸谈一下，但总看他很疲劳，就写了一下，等爸爸有空时看一下。”
父亲把信转给王汉斌、项淳一、胡绳同志阅：“汉斌、淳一同志：这是傅洋的一点意见，请阅后退我，也可给胡绳同志看看。因为他也是个公民、群众，当然这是句笑话。”
彭真三月十八日
“还有我的小儿子的一封家信，也附上一阅后退我。”
家中政治纪律之严，由此也可见一斑。
９ 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父亲有段很有趣的话，他说：一个人做事基本上对的时候，他作自我批评容易。基本上做错的时候，就难作自我批评了。所以要有别人批评帮助。
１０ 谈起“文化大革命”蒙难，父亲少有戚戚之情，倒是有时颇为“自豪”地讲些那时的故事，充满了乐观之情。
“文化大革命”初，一些红卫兵冲进家里批斗父亲。那天我回家听父亲说：红卫兵要我下跪，我说你们不是“破四旧”吗下跪是封建的，怎么还要我下跪红卫兵也不好再要我下跪了。
“文化大革命”后父亲曾提起：受批斗要会对付。反正批斗要揪后脖领子，要斗我时，我领口从来不扣，他就勒不着你了。冬天批斗时，他反正不让你戴帽子，所以那些年冬天我就是露天也从不戴帽子，也就不感冒。
父亲还曾提起：专案组审问，都是上边让他们来的，没有事实根据乱问。我就不理他们。说得我上火了，我就和他们吵一架。回到牢房，没有开水，喝一大缸子自来水，火就下去了。
１１ 父亲多次对我说：搞案子一定要重事实、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他不说，你就逼，你逼他就供，他供你就信，这就是“逼、供、信”。历史上搞错案，很多都是这个原因。所以，《刑诉法》要规定，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没有口供，而其他证据确实的也可以定罪。所以，《刑法》还要规定刑讯逼供是犯罪。
１２ 我们参加整理父亲的文选。他说：我过去的东西，有的可以不收，有的话可以删，但不能改、不能加，那是历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序，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新思想，那是因为宣言是历史文件，不能改，只能通过写序补充。
１３ 父亲常说：没有人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曾说，有人把他的《体育之研究》找出来重印，那时他根本还不懂马克思主义，里边很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人的思想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变化的。父亲特别向我们推荐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１４ 父亲在谈离婚的法定条件时，曾提到：婚姻能不能继续的基础，只能是看感情。你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我在延安当组织部长，那时离婚要找组织部。来打离婚的人，如果还有感情，劝一劝就和好了。真没了感情，你怎么劝都不成。
１５ 父亲曾问我们，知不知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的来历。他说：清末民初，北京做官的人多，很油滑，叫京油子；天津有一批挑辞架讼的，京油子弄不过他们，叫卫嘴子；这两种人又怕保定的看家护院的，急了就打他们一顿，那叫保定府的狗腿子。但最厉害的是唐山的矿工，那三种人敢捣乱，几个工人就能把他们扔到矿洞子里出不来。所以，那时人们说最厉害的是唐山的煤黑子。
１６ 父亲的即席讲演是出了名的。但只有我们知道，每次讲演前，他都不知要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去思考、准备。他说：这个习惯是在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对工人做工作，不能跑到资本家厂里，又不能开会，又不能跑到工人家给人添麻烦。往往是利用工人上下班路上，用最简洁、最容易让他们接受的语言去和他们边走边谈。那会儿又不能拿讲稿，只能事先下功夫想清楚讲什么，怎么讲。
１７ 父亲讲，自己实际只有“高小”文化，上了中学就搞革命，没有真正读书了。可我们看他４０年代初，就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给中央的报告，深感他那时在法律方面就有很深的造诣，很是奇怪。
对此他说，我是在国民党监狱里坐六年半牢时学的法律。监狱不让看别的书，但可以看《六法全书》。我们首先是要研究怎么对付他们，对法律也就作了研究。
上面是我对父亲一些思想片段的回忆，虽然有些零散，但它仍然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正是因为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其中，才使这些小小的思想片段也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父亲生于１９０２年，卒于１９９７年，近于与世纪同龄。在步入新世纪之时，写下这篇短文，也算是寄托了我对父亲的怀念。
（摘自《深圳周刊》２００１年第１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