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乃一文人、艺人，准确些说，一剧人也。
生也平平，无须亦无需作回忆录。
既蒙邀入影记丛书，收拾残照，似尚见迹踪；再摘抄旧文中自叙部分，似尚可连贯；就此编缀，谨献知我并欲知我者。
——黄宗江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两位姐姐比我大得多，我是男老大，下头还有老二、老三、老四，名叫宗淮、宗洛、宗汉，还有个小妹宗英。我们家住北京，爸爸是电话局工程师，爱带着我们看戏。京剧的名角、老角看得可多了，后来又看上了话剧。我在青岛上初中时就尽在同乐会上演戏，一台能演好几个角色：京剧里的丑老头、丑婆子，话剧里演个还让妈妈抱的小孩子，还在歌剧里演个举火把的和平女神。我回家就给弟弟妹妹们演我自制的木偶戏，还给他们排演我编的戏。黄宗英就成了惟一的女主角兼配角。黄宗洛小时候最笨嘴笨舌，也跟在里头瞎搅和。我和宗英后来都当过职业演员，又都改行以写作为主了。可小时候话都说不清楚的黄宗洛，现在倒成了我们家剩下的惟一的演员，70岁了，还越演越欢。黄宗汉那时还抱在怀里，派不上戏，长大了，十几岁就参加了地下党，忙于政治活动，也没机会演戏；现在离休了，成天忙活着策划修建古文化场地，如大观园、天桥乐、湖广会馆，都有他的事儿，还常策划个电视剧。这大概是小时候没过足戏瘾，在这里补课呢！
刚才说，我们的爸爸是电机工程师，清末留学日本，回来赶上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往上数，我爷爷、太爷爷都是翰林，那就叫书香世家吧?打我这儿才成了戏子，还带上了一串。我总觉得演戏这行当不错，虽不比别的行当好，也不赖，因为它最接近人生百态，你说是不是？
我在1935年夏入学南开，编在高一五组。上完了高二，即1937年夏，适逢“七七”事变，南开关门，未得毕业。我在南开中学上过两年学。两年的时间在一生中并不长，对自己却深为重要。正是南开这样一个环境成为我一生从事戏剧包括电影工作的一个起点。
我当时并不知道周恩来同志是我们的老同学，并且是学生戏剧运动的主将，却已经知道曹禺同志是校友并引为榜样，因为他的《雷雨》已经蜚声于世了。
不久，我也登上了那个瑞庭礼堂的舞台。我还没有资格参加南开剧社，却参加了1937年毕业班的演出。演的是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我演的是女主角司铎克夫人。当时学生中的评论家王松声（现任北京市文联秘书长）曾在校刊上写文章，居然提到如今有时已被称作“黄老”的我，“背景有如希腊女神塑像”云云。曹禺当年，在学校里演过成本大套的也是易卜生著作的《娜拉》中的娜拉，据说精彩乱真。王松声且誉我为“万家宝后南开最佳女演员”。南开中学男女分校并男女分演，男演女和女演男有其传统。据说，抗日战争时在重庆，一次老校友周恩来对老校长张伯苓说：“我对南开有意见。”张校长有些紧张，周校友胡子拉碴地说：“叫我演女的！”周校友大笑，张校长释然。
1938年9月1日开学时，我进了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那时候差个把月就是自己的17岁的生日。是的，17岁，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很大了。怎么一晃倒了个儿成了70挂零了呢？
那是“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我考入了可以说是美租界的燕京。那时候日本人已将北平改称北京，而在燕京仍称北平；就凭这点，我们也得上燕京。各有各的原因，我们没去重庆，也没去延安，我们留在了北平。书生无以报国，惟读书耳，读好了书，报效家国。这思想一般是有的，然而把书读好又岂易事？
自己在校园的生活或可以说是演剧为主，读书为辅，更准确地说，以爱情为主。17岁了嘛?我是带着爱情来的。在南开中学时，我们男女分校，男女分演，却是合看，我就看中了台上的她。如今一起上了大学。见到了台下的她，我不免失措，就失措下去了。我们一起演《雷雨》，她演四凤，我演周冲，另一个他演周萍。演罢戏，我有所敏感，灵机一动地查了查她洗照片的号码，凡是有他的她都加印了，有我的她都没加印。我就——跟不少戏里有的那样，服药自杀了，就生活和戏剧不分了。这一下子就把人家吓着了，这生活里的戏就没法再演下去了。多少年我总想向她道个歉，却已无从道歉，伊人已一抔黄土。
也像戏里那样，我逐渐意识到这还不是爱情，而仅是爱情的幻想。但还想幻想下去，17到18了嘛?我仍在湖边漫步，低吟着……忽看到又一个她。那时正在上映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插曲》，她真像褒曼。于是此一曲就插进来了，再没想到插到哪儿去了。她告诉我，她爱上了一个不能爱的人，想为他而死。我不免恼火：死就死！一块死！如此而已。后来一位同学敷衍成章写成小说，说是人家跳进湖里，而我没跳下去！这一出悲剧性的喜剧倒还没闹成那样的闹剧，但也有戏里常见的结局——出走，一走了之。
面对大时代，纠缠小儿女，我实在感到自卑了。有的同学刺杀汉奸未遂而远走他乡，有的已经跨入西山打游击；当时我还分不清谁左谁右，反正人家去抗日了，而我……我就去找文学院院长，说自己有抗日活动，非离校不可。当日就接到通知，校务长司徒雷登约见。他对我说：“你如不离开校园，可保护你安全。”我说非走不可。此一去，我在上海、重庆演剧，也确属一种抗日工作吧！又一去，海角天涯，参加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也确实有抗日动机吧！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秋，我重返校园，念我的第九年大学。斯时也，风起云涌，“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扶日……”我已能分辨左右，在游行队伍里拿起了大锣。1947年暑假，我大吐血，大卧床。直到上海解放，我才起床，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仍然从事影剧至今。终于没能念完我的大学，也就至今尚未毕业燕京。说什么好呢？如今仍一年一度，甚至数度，面对未名湖水，70岁回眸17岁，人是无须也无法后悔的，但我仍有喟叹：青春是那样美好，清澈如湖水，可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如今，我只有祝福已都过了70的同窗们，也祝福我17岁了的孙子……
校园戏剧可称戏剧事业的摇篮。作为一生从事戏剧工作的我，有幸在两个摇篮里受过“洗礼”：一是出了曹禺诸位的南开中学，一是出了孙道临诸位的燕京大学。我这里只说说自己经历过的1938年～1940年的燕大两剧社——话剧社与京剧社。1938年秋开学之际，我们一群在天津考上了燕京大学的男女新生，不约而同地上了火车，直奔北平，且多是在“七七”事变中在被日寇炸毁了的南开中学未得结业，被耀华特班收容毕了业的。据说燕大美国校务长司徒雷登曾去过内地，见了蒋介石，也见了周恩来，承诺了燕京继续办学，且扩大招生，原是200多名额，扩为700多，一间两人的宿舍，多安了上下铺，住了三人。我们天津来的男女生多不相识，却曾相望，因为是男女分校，演戏也是男女分演。我是南开中学老校友周恩来、万家宝后有名的“女演员”。
现在来到未名湖畔，我和南开老同学就闹腾着组织了团契以外的团体——燕大话剧社。
最勾人戏瘾的还是京剧。那时候每星期五晚上，我就换上蓝布大褂、千层底布鞋，直奔男生体育馆底层，燕大京剧社在那里响排。真是那么回事，锣鼓响起，一出又一出的。我嗓子不行，尽唱丑。老生唱过前孔明后鲁肃，是《黄鹤楼》里的碎催，照上相还让人以为是主演《群英会》呢。花旦反串过《打面缸》的周腊梅，哑嗓全宗筱派翠花。唱丑是我的本工。
解放，参军，我很自然地就被列入了电影编剧行列。那时很时兴集体创作。我至今认为所有的文艺形式也许只有电影还可以集体创作，虽然也不容易。几十年军旅中的文艺生涯过去了，我集体地和个体地写作了电影剧本《柳堡的故事》、《海上风暴》、《海魂》、《县委书记》、《江山多娇》、《东海人鱼》、《农奴》、《激战无名川》、《战歌》、《悲歌——张志新祭》、《柯棣华》、《秋瑾》等。
多少年来，我念念不忘，还得写话剧，终于写了。1964年秋至1966年春，我奉命赴越南南方战场，参加拍摄纪录片并深入生活，写出了个话剧《南方啊南方》，可闯了大祸。前线归来，喘息未定，这个剧本便在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上被示众，还是铅印的，“会后收回”，以示严重。我的戏在越南南方一个抗战家庭里写出了个叛徒，在美国侵越家族里也写出了个叛逆，歌颂了一位越南南方的母亲并一位美国母亲，这不是找倒霉？就成了“人性论”、“阶级混乱”、“叛徒哲学”的大标本，也就成了我“文革”中一系列罪行中破门而出的罪状。“文革”后期，我给曹禺老师看了这剧本，吾师兴叹再三：“这不是中国人写的！外国人写不了！白写了！”我至今仍认为此作是我忠于现实的代表作，如今再来发表也不合时宜，结集时还想放进去以示众。
“文革”罢笔，自不待言，其实亦难全罢。在我从“牛棚”提升到“黑楼”期间，偷藏了13页写认罪书的纸，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个京剧《南方云水》。我念念不忘越南南方，真是孽根深重。
“文革”后，再解放，我当然还得再接着写。
我当然还得接着“黑楼”里的劲头，还得写京剧。其实各类戏剧作品中我最熟悉的还是京剧。我写了《风雨千秋》（写的是秋瑾）、《贺家姐妹》（贺龙的姐妹贺英等）。总算都演出了，虽亦未尽人意，我还想写。
我更想写的是老本行话剧，更不尽我意了。我曾为美国导演在中国排演奥尼尔的《安娜克莉斯蒂》，改编为《安娣》。又在1986年夏我去美国讲学之际，为了给我的洋学生排演，根据《赵氏孤儿》写了《孤儿恩仇记》；根据《牡丹亭》写了《寻梦》。后来都在国内公演了，排得都很有特点，却没有多少人看到。
我还在写，正在写。
这些年不但别人甚至自己都快忘了自己应该是个剧作家了，好像只成了一个剧坛无戏不看、好说说话话的一个老头子了，这可不成，我还要写戏，我是没有才能做评论家的，我仍希望能做个被人评论的剧作家。一个月四周，假定我观摩并座谈戏剧、戏曲、电影、电视各一样，再来篇作文，这一个月就交代了。我即使长寿，也来日无多了，真想谢绝写剧之外的一切外务。我的长孙一直想在我家门前悬牌“夏伯阳在动脑筋”或“老熊猫谢绝参观”之类，可是我住的是大杂院，门似穿堂门。
我老伴总说我：“你别说了，写吧?你老说老说，要写侯宝林，写小萝卜头……说了写不出来，人家写了?……”
我的同行——妹妹黄宗英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送我大哥一幅对联——完不成的杰作，扑不灭的火焰。”诚为知音，拟略改为：“火陷扑不灭，杰作要完成。”以志戏迷剧痴精神。
（选自《黄宗江——文化人影记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20.00元。社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邮编：05006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