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是一种消费行为。怎么花钱即花钱的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现期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水平，个人的习性与习惯，所花的钱是谁的，等等。其他条件既定，花钱的方式是由钱的来源决定的；怎么花，要看花谁的钱！
据说，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极为精彩地归纳出以下四种花钱方式：
第一，花自己的钱。这时，消费者追求双重目标：既要实惠，又要经济，或换言之，既要求效用最大化，又要求开支最小化。第二，为别人花自己的钱。此时，追求单一目标：省钱，即开支最小化。第三，为自己花别人的钱。这时，追求单一目标：尽可能多开销，即花费上多多益善。第四，为别人花别人的钱。在这种情况下，目标不确定，也可能是既不讲实惠，也不讲经济。
除了贪官污吏、小偷大盗以外，钱或者报酬是对持有人曾经的付出的补偿，或者像经济学家所说的，是对劳动的负效用的补偿。透过那花花绿绿的钞票，隐约可以看到多少辛苦劳作的身影，多少汗水，多少辛酸。钱，来之不易，岂能随意开销。为自己花自己的钱，当然要穷尽才智，求得双重目标的最佳平衡，一分钱掰成几瓣花，不能浪费分毫。多少消费者在采购私人物品时，踏破铁鞋，货比何止三家；磨破嘴皮，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为别人花自己的钱时，总有一种割心头肉的感觉。于是，在事情是给别人办的，东西是给别人买的，而自己却要花血汗钱的情况下，当然，要事情上得过且过，东西马马虎虎，但钱要尽可能少花。私有制中的外国企业家为中国人备的接风宴、送行酒的档次远不及公有制中他们的中国同行款待他们的水平，显得十分的“小气”，其中原因恐怕不仅仅在于东西方文化以及饮食习惯方面的差异，而且关键在于前者摆宴花的是自己的钱。我们的报刊杂志上也经常有人撰文奚落西洋人的尖酸薄气。一般说来，在私有制经济中，个人和机构所以在接待开销上尖酸薄气，根本原因就在于接待活动属于“为别人花自己的钱”。春节期间携带礼品探亲访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但春节期间，你如果站在大街上仔细观察脚步匆匆的送礼者所携带的礼品时，你会发现，有一类礼品包装极为简单，但连你都能感到它们是沉甸甸的，一定是货真价实；另一类，包装花哨，个头也不小，但却会在送礼者的手中随风轻轻晃动，一定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而前者一定是给自己人的礼品，属于为自己花自己的钱，当然讲求既经济又实惠，而后者十有八九是给“别人”的礼品，属于为别人花自己的钱，当然只求形式了。
当为自己花别人的钱时，事情是给自己办的，效用是自己享受的，但花的钱却是别人的且不用偿还，当然，要在开销上多多益善。出差时，能乘坐软卧包厢，决不乘坐普通硬卧；能乘坐飞机，决不乘坐火车；能下榻星级宾馆，决不在普通宾馆住宿；能住五星级，决不屈就四星级……。总之，衣食住行，只要由别人掏腰包，只要花的是别人的钱，那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将各种开销花费推到政策规则所允许的最高极限。报纸报道，我国一家大企业因业务需要，应美国一家企业邀请到美国参观访问，洽谈生意。在美行程结束时，美国企业为中国同行购买了经济舱机票，因为按常理公差旅程都是乘坐经济舱，但我们企业的领导对此大为不快，吩咐自己人将机票退掉，添钱改换“体面”的舱位。这一举动，让美国佬好不尴尬，也让美国佬大为不解。出没于我国城市灯红酒绿之处者，多为用别人的钱填饱个人肚皮的人，因此，那地方流行的消费方式是“只问规格，不问价格”。某省会城市就有一条高级饭店林立的街道，这条街被市民称为“白吃一条街”，既然是白吃，吃饭由别人结账，当然要吃遍天下山珍海味，管它价格高低。除了厨师和烹调爱好者以外，那些一说菜名便可出口成章、如数家珍，点起菜来面不改色、心不跳者，多是“为自己花别人钱”的主。“吃‘自家’与吃‘公家’则不同。吃‘自家’，总要掂掂口袋中的银子，算计着吃；吃‘公家’则没有这等忧虑，可以穷吃。”正所谓“团结你我他，共同吃国家。你吃他也吃，为何我不吃﹖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白痴才不吃?”白吃以及吃国家可以解释为何“屡禁屡吃屡屡禁屡屡吃，常反常犯常常反常常犯”这种难以遏止的吃喝风。纪律监督部门，竭尽全力在查办“超标车”、“超标房”等，但却是屡禁不止。缘何总是超标而几乎没有不达标者？1999年6月1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山东省菏泽地区党政企业人员用存折领取工资，水利局领导居然在工资花名册中添加了34个并不在水利局工作的人。这34个人中有30个人是水利局科级以上领导的子女家属，有的还在上学读书，造成财政多付许多资金。钱是别人的，而事情是自己的；为自己花别人的钱，自然是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多多益善喽。要知道，这种行为对社会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而对于当事人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理性行为。
为别人花别人的钱，钱不是自己的，自然不心疼，事情不是自己的，自然不操心。这时，花钱可能漫无目标，大量的无谓浪费就会出现。一个人用自己的钱为自己购买商品和一个人用别人的钱为别人购买商品，对商品的品质和价格的关心程度肯定是有差别的。用别人的钱为别人购买东西时，很难出现踏破铁鞋以货比三家，磨烂嘴皮以讨得低价的情况。在公共领域，会存在大量的为别人花别人钱的情况，从而，经济上的低效率与浪费就难以避免。《中国财经报》记者张敦银在1998年8月27日的《中国财经报》上撰文指出：“百姓曾经有这样的议论：政府花钱容易，钱不是他自己流汗挣的，也不是自己家的，谁去精打细算﹖精明的商家也说过：政府的生意好做，财大气粗，决不斤斤计较。”为别人花别人的钱的人，往往是大权在握的人或官僚，由于事不关己，所以特别容易形成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是浪费的温床，是效率的天敌。我国财政部基建司1998年对13个省部分不正常在建工程进行调查。所谓不正常在建项目，是指超过投资预算又不能按规定的时效内办理竣工以及投产的工程项目。调查中发现，投入资金68亿元人民币的21个项目已经到了濒临下马破产境地。在这21个在建项目中，概算总投资平均每项3.25亿元，最多的一项高达8.85亿元；项目耗资超过初步设计预算的85％，最多的高达282％；平均超过工期达23个月。基建司的官员痛心疾首地说：“68亿元，几乎相当于400万农民的一年的纯收入，竟葬送在这批盲目开发的‘昏官’手上。”再如，1999年1月4日耗资巨大的重庆綦江彩虹桥整体垮塌坠入河中，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31万元。我国经济中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也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而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措施也屡试不爽。拿别人的钱打水漂的官僚以及由此导致的问题甚至悲剧难以胜数。此外，为别人花别人的钱，还会使得吃回扣之风蔓延。上面所说的山东省菏泽水利局虚报工资计划，居然地区编制办等政府主管部门都通过了审批并加盖了公章，这种粗枝大叶完全是因为钱不是自己的，事情也不是自己的。何以出现这种种问题﹖有人也许会说，这是因为有关部门监督不力，因为决策人的决策水平有限，因为金钱作祟，行贿受贿现象严重，等等，这些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人们很少提到却又甚为关键的原因，就是为别人花别人的钱。要知道，监督力度、决策细密程度、是否用金钱开道以及行贿的数量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观念中或事实上所用的钱是否是自己的；有些“昏官”其实心如明镜，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罢了，只是在装糊涂。
效率既是指投入产出比的高低，也是指经济资源或不很严格地说钱的使用是否得当，是否投放在了最佳用途之上。我们国家的经济效率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那么，出现这种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经济中“为自己花别人的钱”和“为别人花别人的钱”的花钱方式太普遍，而西方工业化国家，这种情况相对较少。但个人的行为方式包括花钱的方式是受制于制度环境的，是制度的产物。不同的制度决定着不同的产权关系，决定着钱的来源与归属，并给个体行为提供不同的激励，从而最终决定着花钱的方式。公有制经济创造出太多的“为自己花别人的钱”和“为别人花别人的钱”的机会，这是一种浪费与虚耗极其严重的经济。此外，现行制度对导致错误资源配置的决策行为和乱花钱行为的处罚力度太小；每当出现决策失误导致资源浪费时，常常以“学习”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所要交的“学费”为由淡化责任。经验表明，只要有人享受“学习”的利益，而“学费”由他人负担，则这种“学习”将永无止境，“学费”将越来越贵。制度不仅为浪费提供了诸多机会，而且提供了巨大的浪费激励。
我国经济改革决不能回避完善所有制问题。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应该是减少如今普遍存在的“为自己花别人的钱”和“为别人花别人的钱”的花钱方式，增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的机会。“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济里，腐败现象多，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有私心的人多(本来就是这么多)，也不是‘法制不健全’?当然不是说已经健全了，而是说相对于要监督的对象的数目来说健全起来太难了?，而在于‘公权’存在的场合太多了。因此，要想把我们经济中‘以公权谋私利’这种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种体制改革，还是在于‘减少公权的数目’，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交还给个人与市场去做。……一个经济中以私权谋私利的事儿越多，以公权谋私利的事儿就会越少，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权也越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樊纲，1994)。”不仅要通过法律来规范和限制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以减少或消除浪费的机会，而且要通过加大对决策失误者的法律与行政处罚力度来减弱或消除对浪费行为的激励。
(摘自《陌生的旋律——经济学随笔》，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2号，邮编：10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