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孙中山遗嘱是谁起草的﹖

2002-08-10 09:32:00 来源:书摘 罗平汉 我有话说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指示“一切建设大计”。于是,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余人,乘永丰舰离穗经上海、日本,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抵达北京。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孙中山积劳成疾,得了肝癌。加上这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病情加重。到了北京后,段祺瑞又以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激起孙的愤怒,因而也使其病情更为恶化。到北京仅五天,孙中山就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接受手术前,孙中山曾下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佑任、陈友仁五人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对于重要事务,由该会议而决行。并以黄昌谷为秘书(称书记),鲍罗廷为顾问。
  
  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后,苏俄与共产国际派出了一批顾问帮助孙中山工作。鲍罗廷于一九二三年由苏俄政府派到中国,任广东革命政府的最高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此时亦来到北京。此间,吴稚晖与鲍罗廷屡屡发生争执。
  
  关于吴稚晖同鲍罗廷的争执,于佑任曾在一篇悼念吴稚晖的文章中说:“民国十四年,国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员会,稚老与我皆任委员,这是我们首次共事。这时鲍罗廷是委员会的顾问,稚老与鲍罗廷初交手时即一字不让,后来讨论遗嘱与鲍罗廷的争辩,更为激烈。起初鲍罗廷把稚老当作一位中国老儒,到讨论终结,才知道他是一个博学多闻而有超越见识的时代大学者。国父遗嘱的完成,吴先生有大力焉。”从这时起,吴稚晖对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开始持反对态度。
  
  孙中山住院后,医生就根据过去的病情与现在的危急情况,建议开刀。经宋庆龄劝说,孙中山乃允诺。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实施开刀手术,医生检查全肝,发现已硬如木头,证实是肝癌,且癌细胞四处蔓延,无法割治,虽可用镭锭放射阻止癌细胞蔓延,可也为时已晚。
  
  二月十二日,张静江见西医治疗效果不大,建议改用中医。宋庆龄、孙科及周围的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用中医,只能迁出医院。十八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著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时至今日,肝癌仍属不治之症,当时的医疗水平就更不必说了。延至二十日,孙中山的病情加重,医生认为回天乏术,不如趁他还清醒,请示遗言。于是随孙服侍诸人便推汪精卫、孙科(孙中山长子)、宋子文(舅子)、孔祥熙(连襟)四人为代表面恳孙。孙中山病情虽很严重,但神志却清醒,见汪精卫诸人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
  
  汪精卫素有口才,当年去南洋演讲,滔滔不绝颇为动人。那时陈璧君为情窦初开的少女,亦随其母去听演讲,顿被既有口才、又是一表人才的汪精卫所吸引,乃苦苦追求,终于成功。这次,汪以委婉的语气对孙说:“当先生住进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愈,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应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
  
  孙中山听后,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开眼睛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地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人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
  
  汪精卫等人再请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处关键时机,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孙中山歇了一会儿,又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
  
  汪精卫在旁边小心答道:“我们还是请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说:“你们要我说些什么﹖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孙中山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于是,汪精卫就把草拟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内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全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两篇遗嘱,孙中山都感到满意,汪精卫本想开门取笔墨以请孙中山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哭声,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对于汪精卫念的那份遗嘱的草稿,国民党编写的党史上称,是汪精卫起草的。可是,张继在其回忆录中,则有这样的记载:
  
  总理临危时,于佑任以为万一不幸,应有昭告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名称未定。稚晖以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方决定“遗嘱”二字,原稿由稚晖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乃改为今文,兆铭亦修改者之一,并非如党史纪要所云:“于是兆铭等申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亟应更正。
  
  于佑任也多次讲孙中山遗嘱是吴稚晖起草的,并称遗嘱完成,吴稚晖“与有大力焉”。
  
  不过,吴稚晖本人倒一直没有说遗嘱是由他起草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对遗嘱中有“联俄”等语极为不满,企图借口这份遗嘱是伪造的来推翻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政策。这年四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右派分子邓泽如跳出来大声叫嚷说:今天一个遗嘱,明天一个遗嘱,遗嘱太多。吴稚晖与之争辩了几句,邓说不过,便骂吴是汪精卫的走狗,结果两人对骂起来。
  
  邓泽如为了达到否定孙中山遗嘱的目的,有意把事情闹大,他在《顺天时报》上发表文章,声称孙中山的遗嘱是伪造的。接着北京有影响的报纸《晨报》又称,对于邓泽如之说,至今没有一个人提出反证,足知邓说之可靠。一些为军阀政客把持的报纸也跟着起哄,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针对邓泽如对遗嘱的攻击,吴稚晖写了一篇长文:《答邓家彦书》,其中说:“就是那遗嘱,汪先生说:如何是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推汪精卫属稿,皆是不错的。”认为说遗嘱是为伪造之说纯是无稽之谈。文章除了批驳邓泽如外,并未承认是他起草了遗嘱。
  
  三月十一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乃对等候在病床边的亲属和汪精卫等人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签字。”汪遂把遗嘱稿和墨水笔呈上,孙吃力地在遗嘱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署笔记者。
  
  三月十一日下午,孙中山在微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声音中,心力逐渐衰竭,脉搏细如游丝,延至次日上午九时,溘然长逝。
  
  (摘自《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定价:19.00元。社址: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邮编:100705)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