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发展速度大大超过GNP增长速度
根据中央纪检委提供的有关材料，1994年1至11月份，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6万起，结案9.5万件，给予党纪处分6.5万多人，给予政纪处分3.7万多人，挽回经济损失17亿多元。而发案率最高的是金融业、证券业、基建业、房地产业、土地批租等行业。对中国腐败状况可以作如下判断：腐败发展速度大大超过GNP增长速度。市场经济转型期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经济过渡时期。这就必然会形成价格双轨制，出现寻租现象，这是绕不开的一个阶段。寻租就是政府官员“出租权力”，特殊利益集团充当“寻租人”，他们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者超额利润。形象地讲，是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
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发展是硬道理，反腐败也是硬道理。发展不能以腐败为润滑剂，不能以腐败为代价。如果腐败过于严重，就会毁掉发展的机遇和基础。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类不安全”
21世纪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人类不安全”。对人类安全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社会变革与经济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冲突。这七大不安全分别为：一是工作不安全，这是因为失业问题；二是收入不安全，这是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三是养老不安全，因为有三分之二的退休人员处于低收入水平；四是健康不安全，城市自费医疗占44.13％，农村缺医少药；五是文化不安全，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低；六是社会不安全，各种刑事案件居高不下，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车祸死亡率占世界首位；七是环境不安全，自然灾害，空气污染等。
因此，化解这些不安全因素，首先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的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心稳定才能增加人们的安全感。
具体的说，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二要把减少贫困人口作为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三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为老年人口提供稳定的养老金收入来源；四要在农村重建合作医疗体制；五要增加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六要维护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有效处理突发事件；最后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治理必不可少，要改变“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出”的发展模式。
中国“国家学习能力”问题值得关注
国家的学习能力是“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从历史、现实和其他组织，包括国家学习知识，不断完善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从而不断完善自身而影响未来的能力”。国家的学习能力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学习的“驱动力”和在学习上的投入。
我们必须找出构筑国家学习能力的社会结构基础、基本要素以及社会的学习激励机制。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社会，同时面向未来的鼓励所有国民学习的社会机制，逐步树立并强化中华民族的学习能力。
应尽快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
面对层出不穷、类型各异的危机事件，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和能力是降低危机损害的关键所在。我国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主体依赖于各级政府的现有行政设置，不仅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体系（至多是针对一些专门事件的非常设性机构，缺乏专业人员和应急运作规则，跨部门协调能力不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现有的政府管理体系中，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错位，常常出现默默无闻避免危机得不到奖励，轰轰烈烈解决危机成为“英雄”现象。在我们的绩效考核体系下，各级政府的理性行为是尽量“捂盖子”，危机事件处理分析浮皮潦草。为此，当前应需尽快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
第一，尽快建立常设性危机管理部门，制定责权明晰的危机反应机制。
第二，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
第三，修正政府绩效考核体系，防止出现虚假治理。能否处理好危机事件是判断各级政府能力的关键标准，今后要在制度上为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要严格执行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但不能仅此而已，否则会促使更为严重的各级信息上的封锁和虚假。
第四，开展危机管理素质教育，增强社会应对能力。
第五，加强政研合作，大力推进危机管理研究。
政府职能转变从“审批经济”改起
现在的政府管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越位”，管了不该由政府机关办的事情，干预了市场；二是“缺位”，该由政府机关管的事情，如服务、监管还不够；三是“错位”。解决的办法是“让位”，凡市场的事情都应让位给市场做，而这最主要的就是要改革审批经济。审批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审批经济仍然严重存在的原因，一是改革审批制度涉及到权利与利益的调整，难度很大；二是对审批经济危害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三是法制理念和政府理念没有转变过来，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充分认识审批经济的危害性。二是更新法制理念和政府理念。法律不规定什么是可以做的，而只规定什么是禁止做的，没有被禁止的，就都是可以做的。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行为无需政府来批准。但是，企业和个人又不能无法无天，必须遵守法律的规范，考虑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可以通过立法程序，规定某些行为是非法的。这不仅是一种法理的原则，而且是社会治理和政府行为的基本原则。政府主要职能应当为创新营造环境、创造条件，并平衡各方面利益。
政府要像戒毒一样戒掉政府管制
中国信息化的首要障碍不是风险资本，也不是人才，而是制度方面：政府管制过多，限制创业精神等问题。我敢说，把大部分管制取消，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提高30％，腐败减少50％。
创业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审批制把本属于个人的权利转移给官员，剥夺了人们创业的自由。只有按照国际惯例办事，改审批为注册才对。我认为，不废除政府部门随意制定法律的特权，中国经济不可能持续增长，中国信息化、网络化就没有希望。
中国每一个政府部门都享有不受限制的立法权，政府部门经常随意地制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规章制度，每一个规章制度都有法律效力。而仔细分析大多数规章制度，除了增加该部门官员的权力与寻租机会外，有百害无一利，而且各种法规不明晰，实际解释权在官员手中。规章制度越模糊他们的权力就越大。
我们现在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政府管制正是计划经济时政府的本能，这种老本能会时时跳出来，政府应克制这种本能，要像戒毒一样戒掉政府管制。
确立诚信法则首先从政府开始
目前国内存在的普遍的信用不足，从大的方面说，当然是在于人们还没有从计划经济的阴影中走出，在于市场经济的合约观念还没有完全融合在人们经济生活中。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一直在变着法子借市场来施行自己的意志。可以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已经有近10年了，但是某些政府部门以种种手段渗透到了市场各个方面，左右着市场的变化与发展。试想，以如此之风气，社会诚信何以获得？
一年来，随着亿安科技、中科系、基金黑幕、银广厦等重大的欺诈造假违法事件不断地被披露出来，这不仅对暗流汹涌的中国股市造成很大的震荡，更为重要的是打击了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不少一直被市场奉为绩优蓝筹股的上市公司，其背后竟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骗局。但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又有谁出来承担责任，为此事负责呢﹖
现在我们明确了建立起整个社会个人与企业信用体系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要讲信用，我们的行政部门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说，政府的管理部门都没有信用，那么如何要求民众诚信、如何确立社会信用体系。即使信用制度的形式可以很容易确立，但无法落实到人们的行为中。中国的法律可算是不少了，但法律的实施为什么会那样困难呢﹖问题就在于各种权力一直在左右法律的实施。中国要确立诚信法制，首先应从政府开始，否则，中国的信用体系是无法确立的。
“家长制”的复活酿造了腐败高峰
“家长制”的重新复活是90年代腐败高峰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听听一些贪官污吏是怎么说的：“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有了制度就好办了。从理论上来说，的确如此。但是，现实的情况又如何呢？往往是“有形的制度”敌不过“无形的家长制”，什么好的规章制度，什么厉害的党纪国法，一遇到具有“绝对权力”的“第一把手”就都变成了虚设，变成了空文一条。
我们的社会在反封建上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推广“承包制”而形成的“权力老板化”倾向，又将具有“绝对权力”的“家长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给“家长制”的发展留下空间。尽管我们在政治改革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并没有阻止权力向市场化、资本化的发展，并没有阻止得益于权钱交易的“暴富群体”的产生。
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正义
政府职能的转变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政府官员有权配置资源，个人可以从中得到利益。这是为什么权力和市场争夺资源配置的原因。
目前，我国政府支出占GNP不到20％（包括税费和债务），但政府可支配的资源可能达到一半以上，这是中国和市场经济国家的很大区别。
在我国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有干预企业具体经济行为的合法理由，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可以把振兴地方经济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严格地讲这是不对的。政府官员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正义，其次才是发展经济，而且这个目标是通过维持市场秩序，保证公共服务（如道路、治安、行业标准、城市规划、防疫等）来实现的，而不是直接抓投资、抓生产。大多数政府官员受旧体制的影响，思想还没有转过来。只有政府和企业的社会分工明确，才有稳定的政治和繁荣的经济。
（摘自《观点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5月版，定价：26.00元。社址：北京宣武区永安路106号，邮编：10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