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太冷了，凌晨两点，北京工人体育场正门前的街道上十分冷清，来自河南的莱贩何庆凭，悄悄地推着吱嘎乱响的三轮车，从狭窄的弄堂绕出来，然后小心翼翼骑上去，歪歪扭扭地拐上了马路，顶着北风，艰难地向着十里外的太阳宫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蹬去。何庆凭新的一天开始了。
上身是一件穿了近十年的、皱巴巴的茄克服，仅剩下了三粒扣子；脚上穿的是一双女口今很少有人穿的、褪尽了颜色的”解放鞋”，五指粗：仕，满是硬茧的双手终未抗得过寒风的侵蚀，皲裂得让人目光不忍久驻。
何庆凭是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咎岗乡人，今年47岁了，属马，可看上去却像五六十岁的老人。
何庆凭认为北京有三种人最吃苦：卖莱的、建筑工、清洁工。本地人受不了这些苦，都是些外地人在千。在这三种人中，卖莱的人是吃苦最多的。
“要问我最欠的是什么那就是睡觉，太缺觉了。现在干了五年了，晚上进货白天卖，还得做饭，没有休息时间，还是挣不了多少钱。”何庆凭说。
因为以前没贩过菜，何庆凭一点也不了解中间的门道。又是冬季，各种菜进价高、利润薄，稍不注意就会把菜冻坏。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最初的那三个月里，何庆凭赔得很惨，没日没夜地忙碌，过年时连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还是几个在北京的老乡凑了点钱才好歹让他回了家。
每天两点起来去进货，回来后就是5点多了，吃了早饭没时间睡觉，得到市场上卖菜，早上买菜的人还是很多的。三里屯菜市场的摊位，每个月交900元的管理费和塑料袋费，生意又不是太红火，所以稍一偷懒就赚不到钱了。
为了多挣一点钱，老伴从家乡来后，何庆凭又包了工人体育馆早市上的一个摊位。每天早上5点，天还没亮他就装好菜蹬车赶过去，等11点早市结束后回来吃饭，然后继续在三里屯这边卖莱。
相比起来，体育馆赚钱多一些。早市人很多，新鲜的菜一个上午就能卖一车。而到三里屯菜市场这边来的都是附近小区的居民，本来就那么一点人，都是老主顾了，还不得便宜一点?一天下来，还不如体育馆一个早上赚的钱多。但是和体育馆早市隔壁摊子上那个卖柚子的人相比，何庆凭这样的菜贩就不算挣钱的了。那个摊贩是做柚子生意的，他的柚子从来都不论斤卖，论个。按照大中小分成三堆，大的十块钱两个，小点的十块钱三个，最小的、不中看的那些就十块钱五个——实际上都是一个价进的货，他自个这么一分，这顾客就尽拣那些大个头的买。这一早上的工夫他就能卖出去两千斤。
“两千斤哪！一个早上，我这里卖掉了十几斤小白菜，才能抵得上他卖一个柚子。他可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一个‘状元’。”
何庆凭说，特感慨。
现在，尽管小儿子也来帮忙了，可只能帮着何庆凭蹬车进货，单独在市场上卖菜就不行了。没有办法，何庆凭只能保证在三里屯的这一个摊位了。
一年辛苦下来，何庆凭能挣至 5000块钱，比起其他老乡们算是少的了，不过老伴对他说该知足了，只要孩子们够用，咱们也不花啥钱。因为人老实，他们挣不来那些昧良心的钱，也没胆子做坑人的事儿。几年来，他见过很多和他一样的菜贩子们绞尽脑汁地在秤上做手脚、往菜里注水、痛宰使馆区的外国人。可他不愿意，他觉得做那种为人不齿的事情会遭报应，不能干；再说自己是长期地在这一个地方支下个摊子干，来来往往的都是些老主顾，你能坑人家一次两次，总不能永远都成功吧?一旦被发现了，你就做不成生意了。
时间长了，三里屯附近的很多居民都愿意到他这里来买菜。他也时常对老伴说，在北京最苦的除了咱们卖菜的，还有那些建筑工人和扫大街的，看见他们来买菜就便宜点，咱不在乎这一毛两毛的，都是受苦人，要互相体谅着点。 老何夫妻俩也常常送一些菜给他们。
在北京卖菜跟在农村不一样，不能光讲实用、好吃，还得面子上好看才行。同样的菜，好看的就要贵一些，上货的时候也一样，上那些好看的就贵，比如黄瓜一斤一块钱上的是一般的，一块三就能上到好一点的。可是有风险，要是有十斤没卖出去，或是冻坏了、烂掉了，如果是上的一般的，你就只是损失十块钱，要是好的就是十五块。放在家里面自己也舍不得吃，心疼。干这一行就要很准确，赔一次好多天也挣不回来的。
何庆凭夫妻二人平时自己做饭，从来也不舍得吃隔壁那仅卖三块钱一碗的面，三块钱要卖两三个小时的菜才能挣到。一块钱的玉米面，做粥喝就能用上20多天；早上去买邻居那九毛钱一斤的馒头，就够两人一天吃的了；把那些人家看不上眼的蔫菜叶洗净炒着吃，也觉得挺好吃的。老何从不吸烟和喝酒，从不乱花一分钱。来了这好几年了，从没有到长城、颐和园、故宫和任何公园去逛过，只是在第一年来时，到天安门广场去了一趟，看了看从小就在心中留下强烈印象的天安门，还到纪念堂看了看毛主席。在故宫门口他望着几十元的门票叹了口气，只抬头看了看殿台的一角，怏怏而归。对他来说，挣钱不易，全家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哪儿有参观景点的闲钱和心情呀。这几年的春节他都是割几斤肉、包两顿水饺吃了而已。
有点东西吃就行了。
何庆凭总是这么想。
何庆凭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所以他看不上春节晚会等节目，也没有什么想玩玩的念头。对他来说，春节的最大好处就是他可以好好睡上几天安稳觉。这样的安稳觉一年只有这么一次，而且没有几天，到了大年初六，菜场就又“开工”了，又一个紧张的让人受不了的365天开始了。
来北京的这四年时间里，何庆凭吃的苦可真是不少。他的手上全是皴裂的口子，那都是大冬天被冻坏的。农民吃苦习惯了，吃苦他倒也不怕，再苦的时候他也没掉过一滴眼泪。让他流泪的是这里的人总是看不起他。因为要省钱，这四年他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裳，还是离开家时穿的那身，现在已破得不成样子。走到大街上，谁都是一种敌视的眼光。有一次在卖菜的时候，一个穿得很好的女人来他的摊上买菜，要了半斤辣椒、半斤土豆，总共才五毛钱，她却要他给她用两个袋子装，他分开装了。她又说再给她各加一个袋，他不给，因为从这些菜上他只能赚到一毛钱，而从市场管理处买一个袋子就要一毛钱。结果这个女人把所有的菜都扔到他身上，并用最难听的话骂他。
邻居说，那话是一个大老爷们都骂不出来的。
北京人欺负他他也认了，可气的是和他一样的那些来北京打工的人也常常欺负他们这些老实人。前年夏天，有一次他大清早到十里河蔬菜批发市场进货，一眨眼工夫，自己刚花了100多块钱进的一筐黄瓜就不见了。不用问，一定是同来的菜贩子偷了去，这等于他好几天的活儿就白干了。在菜市场上，常常有人卖的菜比别人便宜很多，那些没准就是偷来的，反正没本钱，卖多少钱他都挣了。常言说祸不单行，他看着空荡荡的车子无可奈何，只好又去进了一筐，就在老何扛着菜，两手扶着筐往外挤时，对面走过来三个和他打扮相近的民工，在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个人用报纸挡住了何庆凭的视线，故做踉跄地撞了他一下，他低头一看，中山装上口袋里的三百块钱不见了。他大喊“抓小偷”，扔下筐就追，那几个人撒腿就跑，旁边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帮他追。眼看着小偷跑得没了影，何庆凭只好自认倒霉。谁知就是一句“抓小偷”还把小偷得罪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三个人骑着三轮车风一样地追了上来，在潘家园桥上拦住了老何：
“站住!你活够了是不是?”
说着，就有两个人上来扭住老何的胳膊，一个人抱起一块大石头就向他砸来，在他的头上和胳膊上砸了好多下，被砸中头部的何庆凭倒在了地上。三个人又过来一阵拳打脚踢。这时正是早上上班高峰，路上的人很多，老何大喊“救命”，却没有一个人管他。后来还是几个前来进货的老乡发现了躺在血泊中的何庆凭，拨打“110”报了警，并把他送到了医院。医院的大夫看他可怜，只收了他50块钱的药费。女儿看到他这个样子，哭成了泪人儿。那一次，何庆凭整整一个多月起不了床，摊位就交给女儿和一个老乡看着。但就这样他也没想过要回去，再怎么说这里也比农村要强，毕竟是首都；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市场，人总是要吃饭的，要买菜就少不了他们这些菜贩子。这样就能赚点钱让家里的日子维持下去；回去可就不好说了。
有一次他正在进莱，一根烟的工夫，回来就发现人力三轮车的牌子不见了，可能是另外的莱贩偷去了，现在就剩下一个车本了，可那些查车的人才不管你怎么解释，只要没牌子就罚，抓住一次就罚300元。在凌晨有不少查车的根本就是假的，带个红袖箍冒充执法人员，就像打劫的一样。
何庆凭现在身体不行了，常常一车菜拉不动，前段时间给车上装了个马达，想省点力气。结果被两个协助城管的老人给发现了，他们就说“站住，交钱。”他说能不能少罚点，身上就只剩下几十块钱了。 “不行。”晚上没有公交车，他只好让小儿子打车回三里屯去取钱，交上罚款后，那两个人也没说这马达不能装，就放他走了。他想不通现在的人究竟是怎么了，这东西要是不合法就该拆掉啊，可是他们就只知道罚钱，其他的事情就不管了。等下一次再看见你的时候，还照样可以罚款。
其实都是为了钱。就是没这些事，人家也会给你找出一些毛病来罚点钱。什么走逆行了、闯红灯了，反正你跟他们也不敢争，越争罚的钱越多，理都是他们说了算。根子上还是看不起外地人。
哎!惹不起只好避着走，进货时何庆凭就争取早点去，早点回来。
现在卖莱的什么证也缺不了，暂住证、就业证、车证、上税证，缺哪样都不行。平时执法人员就查我们这些穿得不怎么样的，其实那些个坏人一个也查不到，还不都是老实人倒霉。
这些年，三个孩子都跟何庆凭卖过菜。先是女儿，熟识的主顾们没有不说这孩子老实的。卖菜的时候看着人家面善就心软，大爷大妈的叫，卖菜老是亏。后来二小子也来了一段时间，他读书用功，后来考上了郑州一个大学，现在还在上学。小儿子本来脑瓜子挺好，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可何庆凭这些年一直在北京卖莱，有三年没有回去过，当妈的又忙着那十来亩地，结果把他给放松了，成绩也不行了。去年读到初三就不愿意上学了，硬要跟着何庆凭出来卖莱。结果这一年工夫他就觉得太苦，不愿意跟着卖菜了。这一阵子听说家乡那边在征兵，他前段时间就回去了。一门心思想当兵谋个出路。孩子这样想，何庆凭也觉得挺高兴，后来他打电话来，说要想当兵得花钱“活动”一下，何庆凭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五千。何庆凭说，我的天，我辛辛苦苦卖一年的莱才不过挣五千块钱，咱这个兵不当行不？小儿子不依，一定要去。何庆凭只好让他找人讲讲价，后来人家同意三千块，何庆凭就凑了三千给他了，小儿子现在正在体检。听说今年的兵要去西藏、新疆和北京，他很想让小儿子来北京当兵，也好有个照应，可又想咱没权没势又没钱的，估计只能去新疆、西藏了。
现在老家的地是不种了，可提留和义务工还是照样出，一年卖菜挣个5000块，光这些就要交上个2000块。其实在家里那边要不是实在过不下去了，谁愿意到这里来吃苦?家里有十多间瓦房，还有一栋盖了一半的住宅，不过因为这些年挣的一点钱，不是用来交提留款等各种钱，就是想办法供孩子们上学、就业用了，现在也没什么能力把这个房子盖完，连门都没钱装上。四年没回去了，不知道风吹雨淋的，房子都成了什么样子，一想起来何庆凭就觉得心疼。
可他哪里敢回去呢？一趟车费两百多，加上走走亲戚……
而对家的怀念就只能长久地成为他心里惦记的一个回想。
(摘自《搬到都市里的村庄》，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2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邮编：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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