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我不爱逛商场、超市，走动多的是去看望朋友。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常去北京西城旧西帘子胡同看望梅兰芳先生的夫人福芝芳。梅先生与阿英先生是挚友，文革时期梅夫人对落难时的阿英生活上多加关照。我头一次踏进梅宅，就是为了代取梅夫人送给病重的阿英一盒西洋参。称梅夫人“香妈”，是梅先生次子梅绍武、儿媳屠珍教我的。绍武夫妇是北大学英语的，后来成了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在我见到梅夫人之前，就认识他们。我进梅家，爱先到西屋他们房间，那一排排精美的中西文图书很引起我的兴趣。屠珍说，香妈休息好了，在北屋，你现在该去看她了。有一次，正赶上香妈寿辰，我进北屋时，她正坐在椅子上，梅派弟子，聚满了一屋，次第给她磕头，我也跟随着磕。当时，我已抽烟，头一次抽扁盒555牌，是香妈给的。有一回梅家约我去见见文艺界两位前辈。去了之后，才知道是京昆大师俞振飞和话剧名导黄佐临，他俩从上海刚来北京。我和绍武坐在一旁听他们叙旧，饭后，我们合影，这张黑白照，使我常常怀念起慈祥亲近的香妈。
1981年5月底，我去三里河俞平伯先生家。俞老和我是在同年4月叶圣陶家海棠聚会时认识的。他俩一直在交谈。叶老告诉他我是北大出来的，他问我哪年进校的?他说，你来时我和杨振声、废名都离开了中文系，我虽在北大文学研究所，但住在城里就很少去了。席间，我代香港一位文友向他求墨宝，他也认识这位，点点头。不久，他写信约我去。信中还说到一点公务事。《文艺报》当时拟开辟“我与散文”栏目，约请了一批散文老手、高手撰写，俞老自然是跑不了的一位。俞老五四运动后开始发表作品，以写新诗和散文为主，著有诗集《冬夜》、《西还》、《忆》，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燕郊集》等，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影响一时。但他却谢绝了《文艺报》的这个请求。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以青年只是瞎写，毫无方法可言，近更是缀笔也。”所以他留我在家里喝酒时，再没提及此事。俞老爱喝会喝酒，我在叶老家已领教过。我们慢慢喝黄酒，随意闲聊。他说，有人以为我是苏州人，有些作家传记里也这么写，其实我是浙江德清人。不过，他说，这是小事，弄不清无所谓，但有些事史家可得要认真。
上世纪80年代初，书画家黄苗子、郁风夫妇约我去红霞公寓看望政界元老、著名红学家王昆仑先生。同在的几位也都熟悉，名剧作家吴祖光、评剧表演艺术家新风霞夫妇，昆仑老之女翻译家王金陵、文学理论家王春元夫妇。记得那天，我曾问昆仑老，他署名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何时增补再版，这本书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出版的，我在大学时曾购得一本，后来又读到《光明日报》上他续写的篇章。他开玩笑地反问我，你知道太愚是我？他说：有这本书的人不多了，总会有机会重版的。他允诺为我写张条幅，内容就是有关《红楼梦》的。
1990年3月24日，我去看望了在北京石景山区一家医院住院的旅英女作家凌淑华。头天下午，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友梅电话告诉我，凌淑华在北京，明天是她的生日，他代表中国作协去看望祝贺，约我也去。第二天上午我和《文艺报》记者应红赶到时，友梅等人已在，我向仰卧在病床上的凌淑华转达了《文艺报》社全体同仁对她的祝贺，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细声地说，谢谢你们!凌淑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名噪我国文坛，她以小说、散文称著，后来长期旅居英国，虽然1960年后她曾数次回国观光，但在文坛惊动极小。1989年底，她由英国回到出生地北京，想不到，在看望后不到两个月她就安然辞世了。有机会难得见到这位新文学初期闻名的女作家一面，我特别高兴，甚至说多少满足了我的某种好奇的心理。人们常说夫妻作家，据我了解，这种现象不乏，可以随意列举，但像陈西滢、凌淑华夫妇这样知名、事业如此关联的，就可数了。陈西滢以”闲话”、随笔著称，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出任北大英语系主任兼教授。凌淑华在一次偶然的场合认识陈西滢，后来结为终身伴侣。1924年5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著名诗人徐志摩担任翻译，陈西滢也参加了接待工作。正在燕京大学学习的凌淑华在欢迎代表之列结识了陈西滢。凌淑华的成名之作小说《酒后》就发表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杂志上，凌淑华的散文名篇《登富士山》记述的是她和陈西滢访日登山的经历，1928年，凌淑华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花之寺》也是由她丈夫编定作序由新月出版社出版的。
北京是首都，各省市朋友不时来开会，或办事，自然看望远来的友人的机会多一些。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柯灵一年要从上海来北京一、二次，除文艺界的会外，更多的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议。柯灵老耳朵不好，会议之余，常在住所。1984年，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读《围城》的文章，提出了对钱钟书这部小说的正确评价问题，文章发表后，他曾写信给我询问京中圈子里的人对该文的反映及我个人的看法，还未待我作复，他就来京了。我去看他时，自然谈的多的就是《围城》，他很为这部杰出作品长期未受到公正对待愤愤不平。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前后，我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组以“辛亥文谈”为题的短文，柯灵老鼓励我多写些，汇集成册出版，当时我也有这个想法，一家出版社也乐于促成，我请他为我作序，他允诺并很
快写就，他的序在《文汇报》上发表，不久收入《柯灵杂文选集》中。由于其时它事干扰，这组文章未能写下去，书稿自然未能编竟，这是我写作经历中至今遗憾的一件事，我多次向柯灵老致歉，但他还是劝我完成，他说，早点晚点出书无妨，这类文字对了解中国近代文学有益，有益的事就要下决心做成。
文化界老人黄定慧(黄慕兰)人生命运颇具传奇色彩。黄定慧上世纪60年代初我见过她一面，在阿英家。晚饭后，我正要回住处，阿英对我说，先留下，介绍你认识一位老朋友。近8点，黄定慧来看阿英，他俩在书房里交谈了3个小时，只听她一人激动地述说，见过她之后，本来我要走，阿英笑着说，今晚辛苦你一下，她早走不了，大脑受过刺激，再晚也得送她回去。我等到11时多，才和阿英的司机小付将她送回南城。
黄定慧是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活跃的党内妇女干部，受1955年潘汉年事件牵连，入狱，“文革”中又重新入狱。她为进步的文化事业着实做了不少工作。茅盾1978年有段回忆：”编印《鲁迅全集》的纪念委员会是1938年在上海成立的，当时我在香港，曾为出版全集事，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洽商，但最后商务印书馆不愿担风险，所以只好由纪念委员会设法出版。但排印时就得先付排印费，由黄定慧女士担保向银行开了个支付户，解决了排印付款时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当时是《中国译报》(上海出版)的发行人。”(《鲁迅研究资料》第一期)1977年阿英逝世后，她通过报社与我联系上。十多年不见，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落实政策后，从上海来京，我去看她，谈兴不减当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