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雪。苏轼写过很多有关雪的诗词文，有一首不怎么有名，我却有点喜欢。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如梦令·有寄》

　　苏轼贬谪黄州时，辟了几块地来种田，取名“东坡”，后来还变成了自己的别号——苏东坡，跟名字挂在一起，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地产。

　　这首词就是写给友人的，让友人看看自己的几块地还好不好。意思是说，我现在汴京朝廷，实在没空回去。我走了之后，东坡也没人去了吧，雪压着桥，没有人迹。我也有点想回去，看看那春雨。

　　写这首词时的苏轼，正经历着他一生中少有的高光时刻。汴京，回来了；乌台诗案，过去了；人生巅峰，开始了。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王安石的新法突然中顿，属于旧党的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

　　四个月后，他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导了一场旨在改变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自熙宁 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 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

　　我们看他的简历，都有一种坐过山车起飞的感觉。七八年的狼狈不堪，几个月全给倒过来，追了半辈子的抱负，突然就砸到脑袋上。所以苏轼说自己是“人在玉堂深处”，一不小心，就进入宋朝最中心了，出个门都不方便。

　　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很多人都很受用。苏轼却觉得，这光照得又热又焦躁。在汴京，他过得并不是那么开心。

　　有一天，苏轼退朝，吃过饭，很油腻地摸着肚子散步，问婢女：“你说我这里都是什么？”婢女知道肯定不能答十二指肠之类，就夸了一句“都是文章”，另一人则夸了一句“都是识见”，苏轼都不满意。这时侍妾王朝云说了句“ 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大喜，连连点赞。这才叫肚子里的蛔虫。

　　不合时宜的苏轼，活该不开心。按理说，苏轼重入朝廷，是作为旧党人物被重新起用，然而他与旧党领袖司马光发生了数次冲突。司马光觉得新法就该一切废除，苏轼觉得新法一些措施还可以抢救一下。

　　他还与理学家程颐交恶，还常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朝廷中午吃什么，“苏令办荤，程令办素”，闹得很不愉快。搞出东坡肉的苏东坡，让他吃素确实也是为难他。这俩人天天吵架，以至于苏轼说出了“臣素疾程颐之奸”这种话，看着真想在朝廷里给他们安排居委会调解一下。

　　平心而论，司马光、程颐都是正面人物，而且当时整个氛围都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苏轼还是不开心？还是过得不顺畅？

　　因为这里不是黄州，是汴京；没有江边春雨，却有幽潭深渊。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哪怕是好人，也免不了纠葛；哪怕有志向，也脱不开现实。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灵魂，在这里却只能于名利交缠中委顿疲倦。

　　【明】张路《苏轼回翰林院图》

　　看起来苏轼在黄州有几亩地产，其实不值几个钱，所以他基本是一无所有。他自己也说，东坡“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管这几块地，简直能把身体掏空。他在黄州时还是戴罪之身，身上是有枷锁的。这样的日子，他怎么还怀念？

　　因为至少心是自由的。他不用理会无穷无尽的牵绊，回归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始样子。大笔一挥，就是《黄州寒食帖》；再多挥几下，就是《前后赤壁赋》；在汴京，大人物司马光、程颐都很难处，然而在黄州，什么近邻古耕道、药店小商人郭遘、赤脚医生庞安常等，有的是嘻嘻哈哈的朋友……

　　庞安常是一个医术高明但耳朵聋的大夫。苏轼在《游沙湖》一文中写道，“ 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人意”。他与庞安常“是日剧饮而归”，并写下了“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名句。

　　在黄州，他是小民，又更像一个自在的人；在汴京，他是翰林学士，却像一个手足无措的符号。

　　有时，这也是一种悲剧。人生时而像爬山，辛辛苦苦爬上去，结果路越走越陡；当年在山脚，看着low，但是山花鸟木、随时可见，宽广世界、任我四处蹦跶。

　　苏轼一生的高光时刻，没过几天快乐日子，看着有点心酸。但他留下了一首词，也至少告诉了我们一点道理：

　　人生的质地，不在景美，而在心安。

　　撰文 |易之

　　编辑 | 何 靖

　　主编| 殷燕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