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国际形势热点众多，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上互相博弈的势头在明显强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秉持“美国优先”的外交方略，继续执行“烽火外交”，对中国的贸易战与战略欺凌、与俄罗斯的军事安全博弈、对伊朗与朝鲜的打压、要求盟国（日本、韩国、北约成员国）更多地为安全“买单”等，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促使大量国家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思考如何在美国的压力下“站队”。为了深入分析年度形势，1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共同举办“2019年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形势年终锐评”，定向邀请一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展示他们多年深入思考或者正在研究的议题成果与体会。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赵芮教授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也越来越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问题研究因此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并已经初见成效。本次会议的关键词是“锐评”，希望与会专家在展示“锐气”评述的同时，更多地贡献洞见，在点评事件与议题的同时，提出深刻、有创造性的观点和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主持了第一节会议。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赵海博士认为，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在最近的讲话中清晰展示了一点：美国外交行为中的军事逻辑已经超过经济逻辑占了上风，也就是说，更为强调分出胜负，而不是共赢。这意味着国际关系领域面临地缘经济回归的大趋势。他认为，未来的战争不在战场上，而是在金融市场、技术和投资等等领域，是一种“不流血、没有前线与后方之分、但更为残酷与激烈的竞争”。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需要考虑的关键点是在“保证国家足够安全”与“不损害经济稳定增长”之间寻找均衡点，尤其要关注产业链的安全。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肖河副研究员正在研究日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借鉴意义。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日美贸易摩擦的过程视为日本不断单方面地让步，甘愿损害自身的核心利益，最终以《广场协定》的签订为标志使得自身崛起中断的过程。《广场协定》引发“失去的十年”，并非日本有意在“核心利益”上让步，而是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既有的其他结构性问题，是长期汇率操纵、银行业转型、企业相互持股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对美日贸易摩擦的回顾有利于避免从历史中吸取错误的教训，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坚守自身核心利益，更不能认为中国没有日本与美国之间紧密的政治、安全联系就天然地具有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张洁研究员认为，中国海外建港时采取“蛇口模式”并不一定是最优选择。“蛇口模式”指的是前港（口）+中（工业园）区+后城（市）三者结合的一种模式，源自深圳蛇口的建设经验。这种模式的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很大，所谓的地缘战略价值也需要打上问号。以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为例，港口以及相应的机场建成后缺少货物与人流，故而不得不考虑建设工业园区、吸引国际货船经停。这让负责建设的企业与贷款银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中国企业在科伦坡港建设中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改造提升现有港口的设施与综合能力，实现滚动发展，从而通过相对少的投资在短时间内实现盈利。两种模式的对比，科伦坡港的竞争优势明显。虽然东道国普遍喜欢“蛇口模式”，但对中国来说，未来采用科伦坡港模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中央党校樊吉社教授侧重分析了国际核秩序的松动风险和重构可能。他认为，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主导的核秩序不同，现时大国战略竞争取代了协调与合作，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的默契被打破，国际核秩序出现了松动。

　　国际战略室主任薛力研究员主持了第二节会议。

　　厦门大学历史系陈遥博士近年专注于“国际信任力”理论的构建。他认为，权力转移会导致国际社会三大“系统性信任危机”，主要包括针对崛起国、霸权国和前两者之间的信任危机。本次发言中他将信任力用于对衰落霸权美国案例的分析。他认为，权力存在四种面孔：强制性权力、交换性权力、信任性权力和吸引性权力，信任力是其中“效率-成本”最优的一种，比较有效地针对以上系统性信任危机。他进而提出了一个信任力公式：信任力=（善意+责任+制度+透明+信誉）×互动。他发现，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力在下降，而衰落霸权的信任危机有利于崛起国提高其信任力；但霸权国对信任危机的过度反应可能加剧与崛起国的信任困境。据此，他建议中国政府应顺势而为，从五个指标中提高自身信任力，以推进中国的崛起进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楼春豪指出，莫迪2.0时代的印度在内政层面会继续推动“印度教治国”；经济层面深层改革的意愿在下降，更趋于保守与民粹主义；外交层面积极作为，强调“印度优先”“邻国优先”和大国平衡，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自主”，即基于议题的“多边结盟”，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可能成为一个试验点。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将要面对具有较强对华示强冲动的印度，中印关系维稳成本增大；南亚地缘格局趋于复杂，地区力量格局有利于印度；在多边体系改革等方面不一定能够真正获取到印度的支持和合作。

　　来自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的任琳主任认为，短期内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可能性并不高，主要原因是其投入－产出比太高。对既成体系表现出不满的美国一方面退出或威胁一些国际组织；另一方面也在要求重置或修改现有体系下的制度、规则与规范，试图将其利益诉求嵌入到既成规则体系当中。二战后形成的这套规则体系的确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奠定了基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时应提高自身参与即成规则和治理体系的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并提供智力支持，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新思路，如治理体系兼容大国利益。还应该把各种新事物、新规则和新标准纳入到未来的治理体系中来，以及将市场和主权国家两种全球治理体系的塑造力都纳入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冯维江研究员把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分成三类，一维经济社会模式下国家实力的标准是人口；二维经济社会模式下不只看人口规模，还要看人均资本；现在由二维经济转换为三维经济，加上技术这个维度。如果中国在三维经济社会模式转换上落后意味着之前所有成就可能归零。美国有限制中国技术维度向上升的可能性，而且会发起预防性打击。

　　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欧阳向英研究员认为，中俄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彼此之间既在国际层面的某些议题上保持高度的战略协同，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发展规划。普京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能否在民族认知和国家战略上得到强有力的支撑，将决定俄罗斯东向战略转移是否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俄深化合作的进展与成效。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所所长罗建波教授认为，国家威望对中国很重要，发展“一带一路”，国际道义和国家威望要契合。形成威望的最快方式是大战，在大战终结的时代，通过提升战略威慑力、规则塑造力、道义感召力和外交谋划力来塑造国家威望。他认为中国在重大核心利益和原则性问题上，应奋发有为，在不是那么核心的地区和问题上，应量力而行。

　　（供稿：中国社科院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系博士生苗蓓蕾，中国社科院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教授、世经政所研究员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