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别研究员/助理教授　李江静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各国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世界经济遭遇严重冲击。在人类共同面对的巨大危机前，一些政客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不仅没能与中国携起手来合作抗疫，反而将这场百年未遇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视作加大对华打压的新机遇和战略新要素。

　　对于中国而言，疫情无疑成了一些政客围堵和污名化中国的一面“放大镜”，清晰映射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的严峻挑战。认识挑战不是终极目的，目的是要厘清挑战背后的动因，以及应对挑战时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实现的有“破”有“立”、“破”中求“立”。

　　疫情大考下的意识形态危局：亟需破除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一些政客一直试图在制度模式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将其描绘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输出和推广，但遭遇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失败，就连一度认为资本主义构成了人类不可超越的终极制度模式并将其盛赞为“历史的终结”的自由主义学者福山，也不得不对自己观点的谬误进行修正。然而，直到今天，由“历史终结论”催生的一些思想理论和观点主张仍然不时泛起。这在疫情期间的显著表现便是，将战疫斗争中体现出的中国制度和治理优势歪曲成专制集权、威权主义、侵犯“自由、民主、人权”，抛出“中国阴谋论”“中国责任论”等“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

　　事实上，疫情发生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功和既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的做法,已经雄辩地证伪了这一说辞；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美国感受到制度模式和价值观输出的更大压力。对此，中方多次呼吁“不要将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化”，强调“不应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并频频表达发展中美关系和寻求合作共赢可能的意愿，但目前为止，这并没能够改变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围堵升级的事实。其何以如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进行深刻剖析和认识的有力思想武器。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是集团性的阶级意识，而国家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上升为统治思想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它不仅是现存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且与权力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在革命时期体现为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舆论先导和观念前提，在革命阶级夺取政权后又上升为“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价值系统。统治阶级通过“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使之起着生产、支配和控制着整个社会思想的作用，从而为统治阶级奠定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往往在人们的观念中被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被视为天然正当，表征着意识形态发挥着为现行统治阶级辩护的功能。认识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美国应用意识形态手段是为其特殊阶级利益服务的必然产物，对待美方不实指责和造谣污蔑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予以批判澄清。

　　战疫实践中的意识形态破局：立足自身意识形态建设为进路

　　面对意识形态围堵，我们应该以自身的目标和任务为导向，立足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为进路，一方面坚决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的善意与诚意，争取实现转“危”为“机”。

　　第一，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正确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面对一些退无可退的原则性问题，一味妥协不仅无法扭转局面，反而会将中国置于更加被动和不利的形势。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做到原则性问题的寸土不让，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正确方向，毫不动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改革开放后，我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也在于“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今天，应该聚焦“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艰辛奋斗、接力探索取得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已经为实践证明了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道路。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知道，一个国家道路的正确与否，归根结底是自己的人民决定的，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和否定。

　　第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根本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科学世界观。疫情期间， “中国责任论”成为了美国对华实施意识形态遏制的话语工具，其由否定中国的道路和制度模式为始，最终指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鉴于此，我们迫切需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根本任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一元化科学世界观的确立，是坚持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前提。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作为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现存经验世界的局限性，深刻揭示出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带领中国人民系统、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把握规律和积极运用规律，团结一致、奋勇向前，赢得了过去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科学世界观也是我们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不二“法宝”。

　　第三，坚持意识形态工作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对于疫情期间的攻击诋毁，中国应有理有节地进行回应与交锋，但更重要的是要聚焦自身的目标和任务，着力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我国改革发展凝聚合力、汇集共识。

　　对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其理论依据就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归根结底是从人民中得来的，这就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为此，需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批判精神，以“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基本原则，积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紧紧围绕时代课题，把意识形态工作落实于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大局，用鲜活丰富的当代实践来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惟其如此，才能在发展中回应好、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关切、思想困惑和现实诉求，真正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从根本上压缩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施压的滋长空间。

　　第四，提升意识形态对外传播能力，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从疫情期间反映出来的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状况来看，这不会是短期现象，而是在后疫情时代可能进一步凸显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制造隔阂、多边施压，都或将成为对华意识形态施压的常态化手段。面对这一困境，中国需要努力突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推进国家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推进国家传播能力建设中，中国应立足对外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对此，尤其应该聚焦战疫斗争中中国体现出的“人民生命安全至上”的价值准则，以及中国共产党时刻关注并及时满足民众需求的强大性和严密组织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全国迅速采取统一行动抗击疫情、保护人民的先进性，把中国发展进步的主流展示好，把中国积极为世界做贡献的风貌展示好，促进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

　　第五，筑牢意识形态的制度根基，推动实现意识形态遏制的突围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事实证明，意识形态在大国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中是手段而非目的，美国把意识形态作为打压和妖魔化中国的战略工具，但其更根本的指向在于制度竞争，这也显著地反映到了美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攻讦和国家治理优势的抹黑上。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的制度安全和道路安全，既不对外输出自己的制度模式与价值观，也毫不动摇地坚持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符合自身国情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对疫情大考，一方面，我们应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与时俱进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建设使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筑牢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根基；另一方面坚持走对话合作之路、谋求对话可能渠道，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积极探索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和平共存的善意与诚意，以事实为根据，实现从美国意识形态遏制危局中的突围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