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甄文东（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奋斗历程，既是国家治理从理论到实践、从局部到全国、从探索到完善的现代化征程，也是不断赋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的伟大创新过程。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之治”的成功绝非偶然，其探索和实践的相关总结必须充实到当今世界现代化话语的概念、理论和实践体系中，以彰显中国话语、中国视角和中国智慧。

　　“现代化”的概念诠释不能缺失中国话语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国家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西方制度模式弊端日益暴露，治理危机事故频现。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与社会压力的双重夹击下，西式现代神话被彻底打破，结合自身实际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已成国际共识。

　　中国对现代化的理解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而有了更多诠释，从多个维度发展和丰富了现代化概念：现代化具有历史性，没有固定的模式或唯一的道路，因此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具有覆盖性，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在中国必须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现代化具有过程性，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现代化；现代化具有全领域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国防、教育、科技、交通等方面都在现代化的涵盖范围之中，缺一不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论阐述要强调中国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军事、外事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更包括党的建设的制度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制度安排和发挥制度效能的核心力量；“领导一切”是治理体系的基本范畴，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统筹协调”是治理体系的基本要求，意味着各项制度之间要相互配合，提升协同效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对国家治理的概念界定也逐渐清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兼顾了“制度”与“效能”，充分体现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彰显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彰显中国智慧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涵盖“制度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就是国家制度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国家治理采取何种模式，选择哪类制度，是历史与现实具体结合的结果，而非机械的线性演变。凡是能够持续稳定并不断发展的国家，必然与其所对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相契合。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因此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并不是以西方现代化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等基本标准作为参考，而是以适应中国国情和现实需求为基准，寻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一系列过程。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更加需要在政府、社会和人民之间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功能转变，同时开启从“单向”和“垂直”的线性治理思路向“互动”和“交叉”的多维治理思路转变，从而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能力不断提升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所谓国家治理能力包括三部分：一是国家机构履职能力；二是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三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这两处“本领”就包括治国理政的能力。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就意识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问题。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不断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益。如何有效治理，实现长治久安、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生态良好，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的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