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汝绪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汪怀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套符合自身时代特征的话语逻辑以及它们结构化其中的意识形态样态，它包括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符号化、标签化的话语叙事，既表征了那个时代的发展潮流，又内嵌了那个时代理想乌托邦幻灭后的反思与抗争。它们之所以如此重要，皆因其不仅规训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乃至政治参与，而且隐含着政治、经济、社会运作逻辑的全部秘密。“数字资本主义”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工具”，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也被称作信息资本主义。信息网络技术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数字资本主义的高光时代，民主、自由、多元、平等、开放、去中心化成为其“不言自明”的话语逻辑，它们渗透、弥漫于网络技术带来的新工作形态、新社交方式、新消费模式、新政治运作、新经济创造之中，塑造着各自的拟态意识形态环境。数字资本主义承载着人们利用因特网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憧憬，“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因特网将拯救人类——表达了一种古老的愿望。借助科学知识可以消除历史流毒，从而使全人类获得解放”，以致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许诺要创造一个“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然而，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反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加剧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

　　数字资本主义的“祛魅”难就难在：它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神话、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同时，还创造了一整套迎合人们喜好的标签化的话语逻辑与话语叙事。人们痛恨不民主、不自由，它高扬民主自由大旗；人们痛恨不平等、不公正，它倡导平等、公正；人们痛恨僵化、封闭的科层制，它以开放、去中心化的扁平化面目示人。非但如此，它还塑造了渗透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样态，这些意识形态样态已经固化了数字化存在的人们的思维惯性、选择的“无意识”与行动的“路径依赖”。因此，厘清数字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对于其“祛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

　　话语的变化是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是更加宽泛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时代都有一套符合自身时代特征的话语逻辑，话语逻辑是一个由“话语”与“逻辑”组成的新词，它指的是对特定社会语境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或行为语言进行话语分析所呈现出的人的思维定式。实际上，这种话语逻辑已经内化于人的语言与行为实践。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逻辑”这个词，不是泛指话语内在机理上的合理性、合规则，而是特指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话语通常表现出的表面上的、不需要思考的、不言自明的“正确性”。可见，话语逻辑虽然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侧面，但它又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片面性与从众性的特点。比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英国社会变迁的话语逻辑：“万锭纱爵爷”已经和“万亩田爵爷”平起平坐了；《美国的悲剧》中有一句话，“往上爬吧，多捞钱吧，进入上层社会，那里准备好了一切”，很好地诠释了美国创富时代的话语逻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话语逻辑：“凯恩斯主义”、“滞涨”等。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话语逻辑，它贯穿人的灵魂与血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网络民主、网络自由、网络平等、开放网络等就是其话语逻辑。话语逻辑的形成来自于特定时代的一整套标签化的话语、他人经验以及从众性亲身体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合理性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话语逻辑的内核，无论是19世纪上半期欧洲流行的“史蒂姆（Steam ，即蒸汽机）是英国人”的说法还是20世纪初美国被誉为“装在轮子上的国家”都反映了这种变化。数字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现实世界的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相比，网络世界拥有与之截然相反的宝贵品质以及“解构”现实世界的强大威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的技术品质（信息网络技术）迥异于自由资本主义（蒸汽机）与垄断资本主义（电气）时期话语逻辑的技术品质的特质，这一特质深刻影响了人们话语逻辑的形成。

　　１.海量新概念与名词的诞生

　　数字资本主义创造的海量新概念与名词是以往各时代都难以比肩的，深深塑造着属于它的专属话语逻辑。依据这些概念与名词分属的领域进行分类，“思考方式”领域的新词汇：因特网思维、机器学习、强化学习、人工神经网络等；“工作方式”领域的新词汇：网红、网络主播、数据标注师、网络内容审核员等；“生活方式”领域的新词汇：数字化生存、数字移民、数字原生代、数字难民、粉丝等；“交往方式”领域的新词汇：朋友圈、推特、脸书等；“消费方式”领域的新词汇：网购、第三方支付、网贷等；“娱乐方式”领域的新词汇：网游、刷屏、弹幕、网红等；“政治”领域的新词汇：网络民主、因特网自由、电子政务、数字治理等；“经济”领域的新词汇：O2O、P2P、B2B等；“信息网络技术”领域的新词汇：AI、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概念与词汇是话语的载体与话语分析的对象，上述新概念与名词不仅型塑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话语逻辑的拟态环境，而且也是赋予其意义的词汇库。

　　２.非同凡响的网络体验

　　因特网是向所有人自由开放的信息共享的世界，只要你有一个智能终端，它几乎没有门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人们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一个虚拟的网名无拘无束的自由言说，宛如戴着面具的舞会，你看不到我，我见不着你。任何人都可以拉黑话不投机之人，与志趣相投者汇聚在“朋友圈”、“论坛”内倾心交流。任何人都可以与遥远异域的陌生人即时互动，仿佛尽在眼前的聊天。任何人都可以在亚马逊、eBay上网购，即使海购也不在话下。任何人都可以便捷地用Uber、Lyft、Hailo打车，简单到只需要下载一个APP。人们还惊讶地发现，原来也可以在家里线上办公。男与女、少与老、贫与富、官与民，与身份、地位无涉，人人平等，都可以自由在网络上检索信息，畅所欲言。这个扁平化的、没有把关人的虚拟世界让人们品尝到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滋味，给予人们渴望已久的想象的信息乌托邦。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话语逻辑的形成直接来自这种非同凡响的网络体验。

　　３.知名人士的不吝赞美

　　美国电子边界基金会副董事长约翰·佩里·巴洛是网络空间独立的坚定拥趸，他发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宣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人人都可以进入这个世界,而不必考虑由种族、经济力、武力、出生地而来的特权或偏见……我们将在网络空间创造一种思维的文明，这种文明将比你们这些政府此前所创造的更为人道和公平。”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提出了“网络民主”的概念，时至今日，网络民主确实为政治民主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也认为，利用因特网，各市场主体、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取充分的信息，从而创造出人类第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则热烈拥抱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数字化生存有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后的胜利。这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这些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话语逻辑的形成。

　　（二）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在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辨证关系。“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话语的“身份”功能有助于某些有着不同称呼的事物的建构，话语的“关系”功能有助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话语的“观念”功能有助于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可见，话语逻辑具有改变社会的天然秉性。有什么样的认知图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认知图式是行为发生的心理基础。图式是认知结构的起点和核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话语逻辑首先塑造人们的认知图式，然后，通过影响人们的观念，型塑其意识形态，进而引导行为的选择。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们对他们真实存在状态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齐泽克也认为意识形态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幻象。比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美国人的工作意识形态是通过自己努力来改变自己的未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30-50年代，流行话语由“钻工罗西”到“家庭快乐主妇”的转变反映了美国妇女工作意识形态的变迁。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日益意识形态化，霍克海默最早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思想，马尔库塞同样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以技术理性的方式“潜化”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变成控制人的工具。哈贝马斯则在肯定科学技术带给社会进步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此，从上述意义上来讲，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所塑造的意识形态绝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元对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特指在技术理性全面渗透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在话语逻辑的引导下，对工作、消费、社交、娱乐、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认知想象与观念体系。综上可见，科学技术的影响通过人的话语逻辑呈现出来，进而渗透塑造并成为人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作为数字化存在的公众的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结更为紧密。一般说来，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样态主要包括数字化生存的生活意识形态、线上自由职业的工作意识形态、志趣相投的朋友圈社交意识形态、网购与移动支付的消费意识形态、网上冲浪的刷屏休闲娱乐意识形态以及网络民主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六种主要类型。

　　１.数字化生存的生活意识形态

　　它指的是现代社会中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生存意识形态。在数字化环境中，人们的思考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交方式、娱乐方式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它就在此地，就在此时。它几乎具备了遗传性，因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 玛丽·米克尔发布的《2019 年的因特网趋势报告》显示，全球因特网用户达到了38亿人，增长6%，渗透率超过了50%。数字化生存正高速席卷全球。

　　２.线上自由职业的工作意识形态

　　它指的是信息网络技术把人们从“办公室”、“流水线”解放出来，进而在家里智能终端上自由工作的认知观念。一方面，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网络主播、在线网络写手、网约车司机、网络平台众包零工、数据标注员、在线教育、在线软件工程师、PGC（专业生成内容）等在线自由新职业越来越多样；另一方面，在线上自由职业工作意识形态的引导下，线上自由职业工作持续增加。根据全球自由职业平台Upwork和Freelancers Union的一项联合研究，2019年美国有近6000万全职或兼职的自由职业者，占美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根据MBO Partners的研究，美国全职自由职业者超过1500万，其中五分之一的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

　　３.志趣相投的朋友圈社交意识形态

　　它指的是互联互通的社交网络让人们更加便捷、任性地聚集于观点相同或近似的论坛、朋友圈、网络社区中的认知倾向与选择。以美国为例，左派经常浏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Mother Jones、Democracy Now、Atlantic和VOX等消息源；右派则聚集在FOX、Brietbart、Bannon、National Review和Weekly Standard等消息源。他们各自聚集在志趣相投的网站与论坛交流，没有兴趣浏览他者网站，更无兴致加入他者朋友圈与网络社区。

　　4.网购与移动支付的消费意识形态

　　它指的是通过网络购物与移动支付来满足生活消费的消费观。无需费时费力地去实体商店，无需为找零而苦恼，方便、快捷、高效的购物网站，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品类，而且其简便的检索更容易让消费者找到中意的商品；付款也极为便捷，只需动动手指。亚马逊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网络购物，各大实体店也纷纷开通网上商店。人们依赖手机出行、导航、订餐、付款，一旦离开手机就会不知所措。这种网购与第三方支付的消费意识形态完全颠覆了大众的消费观。

　　5.网上冲浪的刷屏休闲娱乐意识形态

　　它指的是人们通过在因特网上听歌、电竞、社交、浏览信息、刷抖音、发帖、回帖、网络创作等方式消遣娱乐的新型休闲观。获益于电脑、智能手机、智能网络电视、无线耳机、智能相机等多样化智能终端的发展，得益于脸书、推特、领英、Instagram、Snapchat等APP的功能强大，智能化休闲娱乐方式全面覆盖了大众的视听感官，满足了大众UGC（用户生成内容）、游戏改善、生活趣事展示与共享的欲望。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低头刷手机、耳朵插耳机”正成为大众最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

　　6.网络民主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

　　它指的是大众就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热点话题在网络公共空间中进行评论、并试图影响现实政治层面回应与处理的认知图式。限于现实世界中政治组织科层制与媒体渠道时效性的限制，考虑到成本收益，大众往往倾向于网络曝光与网络诉求。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平等性、民主性无形中放大了这种政治参与诉求，在网络世界不仅可以大胆发言，还可以找到更多志同道合者，短时间之内“聚沙成塔”，形成强大舆论场。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舆论的指向性与影响力更上一层楼。皮尤研究中心因特网与美国生活项目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正在成为政治和公民参与的一个特征，66%的社交媒体用户（39%的美国成年人）至少参与过八项公民或政治活动中的一项。

　　二、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的实质

　　“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人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起着掩饰多种社会问题、转移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阻挠人们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维护现有社会统治和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作用。”数字资本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塑造的多样化意识形态样态的确给予人们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多元、平等、开放的良善体验，“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然而，数字资本主义既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也绝不是全人类的解放者，实际上，它们不但强化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且极大拉大了社会各阶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及其塑造的意识形态让其真实面目隐藏在“表面的美好”之后，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与欺骗性，其背后的真相是：数字劳动异化、数字劳动剥削、算法控制、互联网霸权与网络主权侵犯、技术乌托邦。

　　（一）异化的数字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未能让数字劳动跳出劳动异化的怪圈，数字劳动的异化主要包括四种类型：数字劳动生产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关系异化以及人与人相异化。

　　１.数字劳动生产异化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固定的雇佣劳动关系被非固定的雇佣劳动关系所取代，办公室与流水线的物质劳动被“家里”智能终端的非物质劳动所替代，实物商品被数字商品所替换，但无论是网络冲浪者与玩工累积的数据信息还是网络主播、网络平台众包零工、数据标注员等数字劳工的数字产品，几乎都被数字科技平台免费或以极低的价格占有。数字商品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反过来数字劳工又被数字平台公司的智能算法“设计与控制”，成为进一步奴役他们的工具。因此，马克思说：“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２.数字劳动本身的异化

　　具体表现为劳动的剥削性、强制性与异己性三方面：一是，劳动过程的剥削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是以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工劳动的免费占用或低成本占有为主要特征的，其深度剥削性毋庸讳言。二是，劳动过程的强制性。无论是利用APP黏住用户，还是通过制造工作的稀缺性、利用零工经济模式诱惑无业者或低收入者加入众包、网约车队伍中来，都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劳动。三是，劳动过程的异己性。手机控、游戏瘾、伤害身心的数字内容审查员让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反思异己化的、变相强制的数字劳动。

　　３.劳动关系异化

　　数字劳动关系的异化即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主、自我实现的生产性劳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表面上看，在线自由职业自由度高、工作时间灵活，但实际上，大部分数字劳工仍然依靠向数字科技平台出卖劳动力为生，人的类本质依然是维持人的肉体的生存手段。

　　4.人与人相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数字劳动再生产了数字资本家与数字劳工的新型阶级关系，再生产出了富可敌国的数字科技巨头与工作、收入不稳定的数字劳工之间悬殊的两极分化。

　　（二）剥削的数字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未能让数字劳动跳出剥削劳动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指的是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其本性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不断增殖以及利润最大化。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表现为：

　　１.占有免费劳工的数字产品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指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将在第三次浪潮日益模糊，并提出了“产消合一”的概念。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他的预言得以实现。一方面，人们在使用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平台供的服务和产品时，这些平台都在不停地收集使用者的个人数据，这些数据从信用卡号到购物记录，从出行线路到病历，甚至囊括指纹、声纹、虹膜、脸部数据、健康数据甚至DNA等个人隐私。数据是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资源，掌握了数据的大公司不断将掌握的数据货币化，这不仅体现在将数据明码标价卖给广告商，也体现在股价上，但数据制造者却没有获得相应报酬。隐私专家马克·温斯坦叹息道:“作为Facebook用户，你不是客户，你就是他们卖的产品。” 另一方面，网络用户创意成果也被免费攫取，比如，UGC的内容、博客网文以及游戏用户对于电子游戏改善的贡献等。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就将网络用户无偿、自愿的网络行为所提供的“免费劳动”定义为“数字劳动”。

　　２.对网络众包工的深度剥削

　　在因特网的助力下，共享经济与零工经济看似实现了“企业——员工”雇佣制度向“平台——个人”交易模式的转变，增加了工作的自由度与收入，实则不然。作为Uber、Lyft、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维基百科、Clickworker等公司或项目的核心劳动力，这些众包工却被它们视作“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因此，可以不必为他们提供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保障，而这些劳动者也失去任何组成工会与事实上的雇主谈判的能力。这使得很多以零工作为全职工作的不稳定就业者收入微薄。

　　３.循环剥削

　　科技平台对网络用户的第一次剥削是免费占有其劳动，第二次剥削是将用户数据卖给广告商并利用智能推荐算法诱导用户消费，然后，再次收集用户数据，再卖给广告商，用户陷入循环往复的剥削旋涡。

　　（三）算法控制

　　人工智能与信息网络技术相结合，人们陷入算法控制与奴役的无形之网。算法控制主要表现为：

　　１.消费内容被控制

　　智能推荐算法确实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一些科技平台为了牟利，在搜索排名算法上做手脚，把名声不佳的企业推荐给用户，坑害消费者。另外，“按点击次数付费”的广告模式让发布点击率高的内容成为利润丰厚的生意，鉴于假消息的高传染性，社交媒体平台与大批造假的“内容农场”成了配合默契的“搭档”。由于把关人的缺位，“内容农场”利用社交媒体算法的“漏洞”疯狂造假，社交平台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大肆纵容，以牟取不菲利益。

　　２.个体思考被控制

　　智能个性推荐算法通过用户的资讯消费偏好为其推荐内容，这造成大量观点与立场相近的资讯被不断推荐给用户。因特网是开放的，但由高度同质化的资讯形成的“过滤气泡”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茧房”，不同观点的资讯与意见相左的人士被隔离，无论多么正确的意见，“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然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作为活真理”。在回音室与证实偏见效应的“诱导”以及算法的算计下，受众只能看到、评论、转发符合自己偏见的观点与资讯，这不仅造成公共舆论“巴尔干化”、公共议题“分歧化”，而且会损害社会团结与政治认同。

　　３.消费本身被操纵

　　“一些数据分析公司利用非法获取的大数据对受众心理进行精准测量与恶意利用，他们分析的是人的心理特征，而不是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固化受众认知图式的同时，也把他们变为可以利用的工具。”政治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就曾因利用非法获取的用户数据操纵美国大选选情、为支持英国脱欧的团体提供服务而声名狼藉。

　　4.人类情感被情感算法“劫持”

　　情感算法的精进，推动越来越聪明的人形机器人陆续问世，性爱机器人、保姆机器人、妻子机器人早已步入人类世界服务，更智能的情感机器人也在不断创造技术奇迹。2020年美国推出专为“在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上遇到困难的人们”特制、拥有12种性格设定的名为“和谐”的智能伴侣机器人。人机共存时代，人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社会伦理与两性关系受到挑战。“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如果情感机器人成为“主体”，情感算法“劫持”了人类情感，人类将如何自处？

　　（四）互联网霸权与网络主权侵犯

　　因特网不是“无法无天”的无主之地，也不是和平美好的无边界的世界。

　　１.互联网霸权

　　作为高度发达的数字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非常重视网络安全立法。其中，美国的网络安全立法最早、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广，既有《网络信息安全法》《美国信息与通信促进法》等网络安全保障的法律，也有《爱国者法案》《强化网络安全法》等利用网络执行数据收集的法律，还包括《电子通信隐私法》《信息自由法》等制裁违反网络规范的法律。欧盟则出台了号称史上最严的数据保护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保护所有欧盟公民权益。然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却以反对“国家对网络实施监管”、维护“互联网开放性”为由屡屡拒签《国际电信规则》，实则是反对各国拥有对互联网的平等管理权，反对国际电信联盟监管国际互联网业务，维护美国的互联网霸权。

　　２.网络主权侵犯

　　网络主权即国家主权，涉及国家安全。网络主权的外来入侵与攻击主要表现为：一是，来自美国网络与科技强权的侵犯。美国历来倡导网络自由，2010-2011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两次发表“因特网自由”演说，但其目的并非推动全球范围内因特网自由的实现，而是为了让美国在全球信息空间免受传统主权概念的束缚，其核心在于强化网络世界的美国主导，并拓展美国国家利益。讽刺地是，2016年奥巴马签署了《反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法》，公然干预网络自由，借口却是实质性提升美国应对俄罗斯等国家对美国的敌意宣传和虚假信息，以及由此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二是，美国对全球网络的监控。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就签署了《五国情报交换协议》，在全球范围建立了一个名为“梯队”的监控系统，每天能监听10亿次通信。2013年，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曝光了美国的棱镜计划，披露了其通过因特网等手段对全世界实施监控，微软、谷歌、苹果等九大网络巨头也牵扯其中。三是，美国还把网络武器化。2018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15年来首份“网络战略”，授权美国军方可自由部署先进网络武器和实施攻击性网络行动，美国才是全球网络攻击的最大来源国。

　　（五）技术乌托邦

　　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人们对数字资本主义信心爆棚，幻想人工智能与网络信息技术可以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然而，“只要跨国公司和工人、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不出现根本变化……而未来很可能是这个样子：控制权愈发集中，新技术只会沦为又一件统治工具，解放遥遥无期”。技术乌托邦的迷梦难掩国际数字资本强权对发展中国家赤裸裸的剥夺与精准打击。

　　１.国际产业链去“发展中国家化”

　　人工智能与网络信息技术对重复性工作的替代正在加速，2016年，美国白宫发布的《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报告称，未来十年里，人类将有约一半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这种状况对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严峻，因为人工智能最有可能取代的恰恰是这些重复度较高的中低端产业链。

　　２.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将更为悬殊

　　发达国家掌握全球最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占据国际产业链的顶端，他们正在变得更为富有；在国际产业链去“发展中国家化”的趋势下，它们获得的往往是网络内容审查员、低端数据标注员等人工智能尚无法取代、单调枯燥、低收入的、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将会变得更加贫穷。

　　３.精准打击发展中国家冒头的高科技产业，控制国际高科技产业链

　　为了维系美国的科技霸权，美国不惜滥用国家安全概念，甚至连市场竞争这块招牌也不要了，倾全力封杀华为，限期字节跳动把TikTok国际版出售给美企，力图采用打击中国最高科技企业的方式打掉中国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将“中国制造2025”扼杀在成长阶段。

　　4.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将沦为“高科技无产阶级”

　　“经济学家正在担心‘职业两极化’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层技术的工作（例如制造业）正在消失……许多西方国家中层职业薪水的停滞都表现出自动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2019年，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报告也显示，受过良好教育，薪水更高的白领工人将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最大。

　　三、对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抗争

　　哪里有剥削，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有反抗。思想界的反思、警示与严峻的现实，让人们逐渐从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营造的“假象”中醒悟过来，在压力与良知驱使下，企业界、科技界与社会层面纷纷采取措施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纠偏；在数字劳工的抗议下，出于调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的需要，西方国家也开始行动。

　　（一）思想界的反思与警示

　　思想家是时代的觉醒者与刺蛰大众的牛虻，他们鼓与呼，力图揭示时代的真相，并唤醒沉睡者。思想界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反思主要围绕其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展开，鉴于数字资本主义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特征，相对集中于数字劳动的批判，为社会各界的觉醒、反思与抗争提供了丰富的“弹药”。

　　１.对“网络自由、民主、平等”等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的反思与批评

　　媒体生态学学者尼尔·波兹曼有感于传统印刷术被电视取代，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点出，信息媒介娱乐化之后，公众丧失了思考能力，被禁锢在所热爱的娱乐里“失去自由”，逐渐变成娱乐的附庸。凯斯·桑斯坦是网络信息民主批判研究的集大成者，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他用“信息茧房”，描述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网络群体的部落化与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他认为公众对信息的过滤与筛选容易使其走向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网络民主的困境就在于此，主张通过协商民主的规制实现网络时代的民主价值。马歇尔·范·埃尔斯泰恩和埃里克·布林约夫森提出了网络巴尔干化概念，用来喻指利益各异、四分五裂的网络群体。马修·辛德曼则在《数字民主的迷思》一书中指出，网络民主、平等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网络政治信息仍然遵循着“赢家通吃”模式被一小群精英与机构所创造和过滤。

　　２.对数字劳动的反思与揭示

　　一是，数字劳动的定义的延伸。大卫·赫斯蒙德夫将数字劳动界定为符号创造者的工作，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则从广义上界定数字劳动为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整个价值链上所涉及的各种劳动，文森特·莫斯可和凯瑟琳·麦克切尔也认同广义的概念，认为知识产品生产和传播链中的任何劳动都属于数字劳动。二是，数字劳动形式的阐释，这是数字劳动研究最出彩的领域。达拉斯·史迈兹提出的“受众商品”理念成为数字劳动最早的研究起点；毛里奇奥·拉扎拉托提出、经由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完善了“非物质劳动”概念；蒂齐亚纳·特拉诺瓦在界定“数字劳工”概念提出了“免费劳动”的观点；泰博·肖尔茨将因特网上的“玩乐”和“劳动”相连接，定义了“玩乐劳动”；阿莉·罗塞尔·霍奇柴尔德独辟蹊径，提出了“情感劳动”的新理念；凯莉·贾瑞特的“数字家庭主妇”的概念定位意味深长。这些新概念与新理念有力地揭示了数字劳动的异化与剥削真相。

　　３.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用“数字化生存”一词描述了因特网时代的数字公民生存状态；里克·莱文等的《线车宣言》颂扬了因特网推翻等级制度的能力，“市场就是对话”，鼓励公司参与到这场对话交流中来；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社长此本臣吾主编的《数字资本主义》一书则讨论了“纯数字资本主义”、“市民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三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与未来，主张将数字化用于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然而，数字资本主义美好面目背后的资本逻辑与剥削本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丹·席勒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一书中最早宣告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他认为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数字化并不能拯救日益沉重的资本主义危机。朱迪·瓦克曼在《时间紧迫：数字资本主义下生活的加速》一书中，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下，工作时间对“我的”时间的入侵，不稳定劳工时刻都要担心工作。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一书中，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剖析了数字劳动的剥削性，认为互联网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

　　（二）企业界与技术界的反思与抗争

　　企业界与技术界既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推动者，又是数字资本主义不公正体验最深的界别。或迫于外界舆论压力，或出于职业良知，它们纷纷试水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纠偏。

　　1.企业界的反思与抗争

　　为了节省成本，美国硅谷的很多科技公司使用的临时工逐渐接近甚至超过正式工，这些“影子员工”与正式工的薪酬待遇相差甚远，根本无法享受令人艳羡的福利。以谷歌为例，它的临时工数量已经超过正式工，在临时工的抗议下，谷歌开始要求人力资源供应商为其美国的长期非正式雇员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险、15美元最低时薪以及12周产假福利，但医疗保健却要求在2022年之前开始实施。网络调查公司Survey Monkey也开始为合同工提供员工福利，例如健康保险、休假和通勤。虽然目前只有很少的科技平台巨头为数字临时工提供社会福利与保障，且存在很多的不足，但这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２.技术界的反思与抗争

　　一是，开源软件的兴起。开源软件产生是为了反对微软垄断和高收费，让人们用上免费软件，因此，微软批评开源是“癌症”。开源软件的倡导者则认为，软件的民主化将导致其知识产权的共享。开源软件的发展之路注定不平坦，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公开宣扬开源软件是资本主义的敌人，2010年，它甚至呼吁美国政府将印度尼西亚、巴西、印度在内的几个国家纳入“301特别报告重点观察对象”，理由竟然是这些国家在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中大胆宣传或使用开源软件。同时，开源软件的参差不齐也影响了其形象与普及。二是，研发有助于数字劳工评价雇主的技术。科技公司的众包平台为了激励员工竞争，持续性地给予劳动者评价，然而，却几乎没有针对雇主的评价机制。针对这一现象，伊拉尼和希博曼开发了Turkopticon——一款网站和浏览器插件，通过它，众包参与者可以对雇主进行评价，更可以就一些特定的低薪工作或对在薪金支付上不合格的分包者向其他人发布警告，力图通过负面评价与舆论谴责的力量进行抗争。三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创建存储在个人身份数字钱包中的自我主权身份（SSI）。自我主权身份将允许用户在多个平台上维护一个数字身份，同时选择他们希望在每个平台上共享的信息，这种将彻底改变目前将个人数据变成商品的数字市场。

　　（三）社会层面的反思与抗争

　　组建数字劳工工会联合抗争与推动平台合作主义运动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层面抗争的两种有效手段。

　　１.组建数字劳工工会联合抗争

　　在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新型‘电子工人’在各国内部已经成功建立组织，比如1999年英国电信呼叫中心工人举行大罢工，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数据录入人员也成功实现工会化”。然而，随着“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的崛起以及数字劳工类型的多样化，科技公司的众包平台已成功建立起了一整套体系，以将其员工结构原子化，高度分散化的数字劳工难以联合起来组建工会抗争。但是，在网络论坛等联系方式的帮助下，一些局域联合甚至跨国联合的斗争形式开始出现，洛杉矶的网约车司机组建了“网约车司机联盟”，遍布伦敦、班加罗尔、圣保罗、开普敦、旧金山等地的网约车开始联合起来针对Uber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数字劳工们已经意识到团结起来为法定权利和更高的薪资待遇而联合抗争的重要性。

　　２.平台合作主义的崛起

　　“平台合作主义”由泰博·肖尔茨提出，在《我们来编程并拥有》一书中，他和合作者内森·施耐德认为，民主与因特网并不排斥，将合作社的悠久传统与21世纪技术的承诺结合在一起，数字零工可以建立自我雇佣、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平台合作主义”，而不受垄断、剥削和监视。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出租车司机以合作社联盟的形式，在2005年就成立了打车平台Taxiclick；在香港，有发展较成熟的Around Neighbors，提倡邻居间工具、资源的共享和再利用。平台合作主义联盟也已经成立，从 2015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国际大会。

　　四、结语

　　数字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收入差距甚至比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还要严重。数字资本主义对数字劳工的异化与剥削完全打破了生产与消费、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界限，演化为一种全时段、全时空、全生命周期的循环剥削旋涡。数字资本主义对就业秩序的冲击前所未有，2005年至2015年之间，美国工人中通过“替代性就业岗位”实现就业的比例大幅上升，从2005年的10.7%攀升至2015年的15.8%，著名财经博客零对冲指出，美国经济复苏只不过是一片假象，其实94%新增就业都是临时工，而且兼职数创新高。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的噱头难掩巨量不稳定劳动者的窘迫与愤怒。人们已经开始从数字资本主义话语逻辑及其意识形态的狂热追捧与美好寄望中醒悟过来。虽然社会各界都开始对数字资本主义展开反思与抗争，国家也在采取行动，但力度远远不够。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是改变关于数字资本主义观念的时候了，数字劳工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国际社会必须认清美国发动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真面目，它不仅要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与经济的崛起，而且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产业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形成威胁，以保持其高科技领域的独霸地位，因此，对于数字资本主义帝国行径必须保持警惕、早做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