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宬斐（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毕雨莹（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从政党类型学谱系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表现出组织性、先进性、纲领性、人民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等鲜明的现代性特质。在百年大变局中，使命型政党自觉履行了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以及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的历史使命，肩负起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以及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使命担当。勇于担当，乘势而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引领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伟大使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现代化道路探索以及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命意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内生动力，为了完成伟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巨变、百年沧桑，始终“不忘初心”保持使命型政党的现代性自觉与追求。

　　一、百年大变局中使命型政党的现代性自觉

　　新时代，“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2〕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格局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3〕这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一是“百年”是一个宽泛的时间概念，指的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较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全球治理体系和话语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调整。当下，全球治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变化之大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全球治理体系和话语体系突破了原有的结构、特征与功能。二是“百年变局”，核心在于“变”。世界的结构在变、格局在变、国际关系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变以及信息与科技也在变，世界处于前所未闻的深刻变动之中。三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政治文明发生衰退与割裂，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大国间博弈的策略、方式与方法也在发生转变，国家之间的交往理念、形式与内容不断革新，世界的经济中心逐渐发生位移与扩散，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样的百年大变局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地履行好伟大的使命与责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共产党要认清国际形势为中国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把握百年变局中的复杂性：一是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加剧，国际秩序发生转换。“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冲突与变化持续不断，中西方文明处于长期的博弈之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来自国际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军事威胁会始终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决策及治理能力。二是世界政党政治处于调整与重塑的关键期。当前，西方国家一些政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执政党很难拿出持续有效的治理政策，只能做短期的考量，凡是涉及国家的一些重要决策时往往被利益集团绑架；在野党一味地对执政党采取攻击，进一步加剧了对抗与冲突；传统议会中的多党制衡原则也走向撕裂，往往导致政府“短命”使政党政治陷入“治理赤字”的局面，无法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可以说“世界政党政治的‘乱’和‘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体现，也是国际关系之乱的国内政策根源。”〔4〕部分国家的政党或将重新思考政治制度的选择与调整，这也有可能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体现和影响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三是国际社会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各种风险与挑战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存在诸多潜在的危机，时刻威胁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党的十九大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勇挑重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战略高度，肩负起“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坚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革命信念。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如一保持现代性的使命意识，始终保持勇于自我革命的优良政党传统，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脚踏实地，防微杜渐，既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要为维护世界的和谐安定贡献大国力量。

　　二、政党类型学谱系中“使命型政党”的认知与界定

　　政党类型学研究主要借鉴传统的类型学分析法，把对不同事物进行归类比较法用于对政党的类型演变、组织、机制及功能等方面的研究。类型学的研究法与结构学、组织学和功能主义等研究法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属于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政党类型学研究不只是局限于对政党的分类，还可用于对政党的类比，这里类比重点在于对政党的内在机制、建构与功能的比较分析。西方学界对政党政治的发展研究的时间跨度可以分为19世纪末的精英型政党至20世纪50年代群众型政党，从20世纪60～70年代的全方位型政党到20世纪90年代的卡特尔型政党，再到21世纪初产生的商业公司型政党。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政党政治发展的这五个发展阶段及其进程中的转型与调整也构成了西方学界政党类型学的集中基本范式，不仅引发学界对政党学研究的兴趣而且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法国学者莫里斯·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是最早对政党展开分类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20世纪初期，随着组织规范性和选举权的不断扩大，依靠民众选举获得广泛支持的政党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迪维尔热把这种类型的政党组织看作是群众型政党。因此，迪维尔热的开创性政党研究形成了政党类型学研究的组织学路径，从组织学视角出发提出了群众型政党的概念。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根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减弱，政党之间的对立开始淡化；一些执政党为寻求在社会全体成员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者，提出了全方位型政党，也叫“兼容型”政党，尽可能地代表所有民众获得最广泛的支持与认同。随后，美国学者卡兹(Richard S.Katz)、爱尔兰学者梅尔(Peter Mair)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政党的不断调整借用经济学中卡特尔这一组织范畴提出卡特尔型政党模式。荷兰学者安德·库维尔(André Krouwel)根据西方社会中政治与经济格局变化、金钱选举和资本参政等因素综合作用，提出了商业公司型政党。他认为政党表现出公司化的趋势比较明显，个人权力与资本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不可小觑，对西方传统多党竞争制度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困境。

　　从世界政党发展的百年大变局来看，政党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进行不断调整以适应现代性变革。例如，西方政党先后出现精英型、群众型和全方位型等政党类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观点。政党的“型与类”的变化背后就是西方政党在特定的政治框架中为适应执政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进行的系统化调试。政党类型学分析法“主要以政党组织（包括党员个体）、政党参与政治的过程（包括执政、参政或作为压力存在）、政党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包括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府、政党与国家等）进行分类。”〔6〕从不同维度与层面对政党的调适与变化给予了系统的思考与阐释，构成了二战后欧美政治学界最具影响力、最有原创性的分析政党组织变化的阐释工具。政党类型学分析法有助于学界更清楚地认识到政党组织变化的历史轨迹和导致变化的相关因素，从而深刻了解西方民主国家政党制度的特征。其实，政党的演变、适应与调整远远不止以此分类这么简单。“政党组织的内涵、功能、特征、行为方式等都会随着社会条件和政治形势的变迁而发生特定的转变，这意味着政党组织的适应性而非政党组织的衰落或失败，并进而影响不同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7〕上述的政党类型学分析模型，只是一个理想勾勒，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党组织能够完全符合精英型、群众型、全方位型、卡特尔型或公司型所描述的那些特征与变化。总之，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征是政党政治(竞争型的政党制度)，这一点从政党诞生之日迄今，总趋势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

　　西方学界对世界政党类型学的分析对国内学界探讨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国内学界尝试使用“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表达中国共产党的类型化特征，并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当前的研究“既要立足于中国政治体制框架的特殊性，又要充分借鉴政党类型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提高整个研究的系统化和学理性”〔8〕。“使命型政党”是“一个吸引人们归依并信奉其理念为主要目的，而非以扩大选民支持而赢得公职选举为主要目标的政党。”〔9〕使命型政党还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紧密相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现代性特质。使命型政党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立足无产阶级政党“本质属性规定”而衍生出来的新概念〔10〕。使命型政党与民族国家的缔造联系在一起，它不仅领导了缔造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而且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发展和治理作为使命，继续将领导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为己任〔11〕。

　　“使命型政党”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特征和运行逻辑的全新提炼和概括。党的十九大强调要“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2〕以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3〕。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推进新的伟大工程是使命型政党始终如一肩负的伟大使命与责任。“使命型政党”的提出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共产党在类型化界定上的一次全新表达和重大突破，具有强大的理论逻辑性和现实解释力。对民族复兴的使命意识和加强自身建设的自省意识也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得到了印证。可以说，政党使命不仅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愿景规划和目标体系，而且也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支撑。使命型政党的本质在于敢于“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14〕。敢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自身问题是使命型政党最鲜明的特征与标志。使命型政党的建构和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稳定性和协调性。

　　从整体上看，当前学术界对使命型政党的研究才刚开始，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借鉴政党类型学的分析视角，并充分考虑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不断提高整个研究的科学化、系统化与学理化。

　　三、使命型政党的现代性特质

　　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政党组织的主体理性力量，创造性地将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与责任融入“使命型政党”的丰富内涵之中，让“使命型政党”彰显出先进性、组织性、人民性、时代性与革命性等现代性特质，成为“使命型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明显的标志。

　　（一）自身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先进性概括与总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先进性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进取精神，从成立以来一直以先进的思想、理论、纲领与政策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走在时代发展前列。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目标，无论时代是怎样的风云变幻，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三是党的执政方针、路线与政策的制定不仅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而且在执行过程中随着实际状况不断调整优化，使其更能够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更能够最大化发挥效益。四是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身先进性建设，并把先进性建设贯彻于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先进的理念、思想和宗旨等凝聚整个社会力量带领中华民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五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杰出代表，始终把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方位改革与优化，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自觉地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二）严密的组织性

　　严密的组织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遵照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具有严密的组织特性。“在当今世界政党中，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重视基层组织建设的党，并由此形成了我们党独特而重要的组织优势，汇聚了我们党强大的组织资源和组织优势。”〔15〕中央、地方和基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党的组织结构具有严密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主要通过组织系统提供保障，采取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采取组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方式确保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使命，围绕党的最高目标又结合党的近期目标和重大战略调整，实现了组织要素的有机整合。中国共产党严密、科学和系统的组织形式能够快速集中统一全党力量，迅速有效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平台，将孤立的个体组织联合起来，同时凝聚分散的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人、组织与制度系统的联合作用，进而实现超越党派利益、致力发展伟大使命，全心投入民众服务之中，为民众美好生活不断奋斗，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三）利益导向的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充分彰显了使命型政党的基本目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思想内涵。早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6〕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正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价值内核的科学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质上表明作为使命型政党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其他任何私利。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8〕中国共产党党章也特别强调：“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19〕只有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党的使命才算真正得以完成。

　　（四）鲜明的时代性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1〕“新时代”这个判断充分体现了使命型政党与时俱进的认识论、方法论与辩证法。对时代的判断“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22〕因此，必须要科学判断时代发展的趋势与特点，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不断调整与优化自我使命与责任。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3〕。当今世界日新月异，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必须立足现实，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桎梏，理性分析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正确把握错综纷杂表象背后的本质，总结其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更好地履行好使命意识。当前，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所处的时代“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24〕使命型政党要根据这五种时代的变化趋势、发展要求、变化特征，来设定、调整、执行自己的伟大使命。

　　（五）自我的革命性

　　纵观使命型政党的百年沧桑与巨变史，是一段不断自我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通过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经历每次重大历史转折点都实现了平稳过渡与发展壮大。自党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运动，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这是一段勇于自我革命的生动历史，用实践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勇于自我革命、最善于自我反思的、最能够自我纠正的伟大政党。正是在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驱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一直保持生机与活力。自我革命是一种直面自身问题的革命，体现为系统性的自我剖析能力与纠正能力的结合。因此，自我革命是让政党永葆健康生长和蓬勃发展的必要机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高度的自觉性与能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25〕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障就是勇于自我革命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险与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如一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风貌，坚持党“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锻炼提高，在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26〕。

　　四、使命型政党的自我担当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以先进性成功胜出，担负起了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具有高度自觉的现代性意识，从成立之初发展到今天历经百年，不忘初心地把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和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作为现代性追求与伟大的使命担当。

　　（一）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使命担当

　　从19世纪初，以英美法等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最终完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西方列强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完成之后，立刻把东方古老的中国作为掠夺和殖民的首选对象。从此，中华民族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批立志救国救民的先进知识分子，面对各种思潮，经过反复比较甄别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以“中国化”的问题意识，作为使命担当，在边缘化的国家中，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完成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责任与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决定作用，最终确立了领导核心地位，将各民族凝聚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了中国从一个古老封建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转型，并且以此为政治基础，筑成了对外反抗外族入侵、对内推翻专制压迫的革命长城，将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历史局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人民”作为政治的核心，始终秉承“天下为公”的理念，可以说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建构以及新中国的现代性道路建设等，都离不开现代性政党的引领与推动，政党力量早已经融入中国现代性道路探索之中，并成为重要的引擎，“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27〕。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一盘散沙的不利局面，彻底废除了国外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为中国不断实现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个在现代性标尺上显得迟滞落后的古老东方民族，最终实现了从衰落到彻底扭转命运，并且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进步，使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二）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的使命担当

　　当世界开始迈入资本主义体系时，中国依然还沉浸在“天下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的盲目自大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的无情轰击之下开始惊醒，才发现传统“天下主义”已经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统治秩序开始逐渐瓦解被迫走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之中。中国人在这种困境中惊醒，在惊醒中反思，认识到自身发展的滞后，开始有了现代国家意识，并逐步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尝试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困难也超乎想象，其间经历多次艰难的探索：在经历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国人认识到西方物器的先进性，掀起了洋务运动尝试通过船坚炮利模式，坚持以自强进行建国，当此路不通的时候，以康有为、梁启超等学者主张维新派重心在于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做法，尝试以制度改良的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以改造传统的家国天下模式；当改良建国模式走不通的时候，先后出现了资产阶级宪政派倡导学习西方三权分立的现代体制，主张以国会方式探索“宪政建国”模式，以及孙中山倡导通过“五族共和”方式实现“族群建国”，改造中国王朝国家的传统文化，推动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上述一些国家建构模式探索，很难彻底改造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由此，政党建国模式则成为了中国转型的新的历史出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将建构与建设现代国家作为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在其纲领中明确强调：“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8〕。中国共产党步入使命勇于担当，率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28年的革命斗争，历经艰难险阻在东方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如何以现代性建设与发展国家，提出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现代化的政治主张，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主体性自觉意识产生，把政党力量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之中并成为重要的引擎。“对于国家前进方向的掌控、国家面貌的塑造、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国家发展重大机遇的把握，以及国家制度的构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9〕作为使命型政党，给国家的发展规划未来方向并设定的大政方针，为国家建设与治理确定政治基础是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历史和现实都已然做出证明，保证国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深入理解和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才能够对国家总体规划目标与总蓝图进行明确的认知和定位，才能够对国家的建设与治理的整体状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与计划。

　　（三）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使命担当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民群众为主要建设力量的伟大路径，成功打破了传统模式下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模式和话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70多年来，尽管有过挫折与困难，但是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发展相结合，同时还借鉴学习了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特有的现代化道路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与中国发展能够有机结合，表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有着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中国经验与中国借鉴，为现代国家的建设与探索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在推进现代化道路的征途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勇于使命担当坚持以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水平现代化的使命担当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继而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的内在要求与应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政党领导、使命驱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恰恰是因为有效承担了这一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才以艰巨卓绝的努力与伟大不凡的成就，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在自觉认定、主动承担与积极推进现代化使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充分证明了自己无愧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使命型政党。” 〔30〕 自觉的使命意识、高度的理想情怀、坚定的责任担当、艰辛的实践探索、辉煌的发展成就等突显出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使命与担当，同样，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的引领作用以及实践机制，才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区别之处，这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何以成功的关键。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忧患意识、清醒的底线思维、顽强的斗争精神，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扎实推进，取得伟大成就；也正是基于这种自觉的使命意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规划了“十四五”时期与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擘画了中国现代化的新蓝图。由此，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也由以前“迎来战略机遇期”“维护战略机遇期”向“创造战略机遇期”转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使命意识的形势认知，而对未来做出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体现出愈益科学的战略规划思维和不断提升的顶层设计能力。一个成熟而具有卓越领导能力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必将引领中国现代化在新的发展阶段，顺利开启新征程，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走出一条反映普遍规律、体现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并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的篇章与典范。

　　（四）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使命担当

　　“党的自我革命对于政党使命的践行发挥着祛病除尘、固本培元的基础性作用”〔31〕。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依据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机制所秉持的先进性，完美地嵌入到中国历史的伟大征程中，成为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重要牵引力，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获得了推动中国社会伟大革命的政治动能。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在根本上具有变革不合理的国家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这样的历史使命让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有了发起和推动社会革命的政治愿望、政治动力与力量来源，使命型政党内在地把自我革命与推进社会革命辩证统一起来，形成合力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革命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必须首先要通过自我革命，不断与优化提升自身的进化机制，才能把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体现出来，并完成艰巨的历史使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才能获得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领导者资格，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自我革命对共产党而言，已不仅仅是实践活动，它还是一种沉淀下来的精神，一种不断自省，不断进步，敢于斗争，敢于刀刃向内的精神。勇于解决自身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32〕。真正做到“四个自我”，即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四个自我’，既有破又有立，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33〕。自我净化指出了党的纯洁自身，自我完善重在提升党内素养；自我革新则旨在创新；自我提高更是重在超越自我。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形成依靠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勇于革除陈旧、落后、错误的历史问题，开创崭新的与时俱进的政党风貌，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整体性的良性循环。中国共产党具有特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任务，自我革命史也彰显了中国近代百年激荡的社会变迁史，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真实写照。二者的内在逻辑联系使党在自我革命的同时，也推进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百年间，正是依靠党不断带领着中国人民从革命到建设，才实现了当今社会的改革与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贯穿每一个时代始终，党通过不断增强自我认知、认清自我积弊来实现不断生长并且增强自身的活力与生机，从而胜任为现代的社会革命领导者。而中国社会革命的每一阶段，都是锤炼党的意志、增强党的凝聚力过程，是促进中国共产党担当时代先锋和中华民族脊梁的过程。因此，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在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充分体现其与革命精神一脉相承的自我特色，以及勇于开创崭新道路的实践品格，并用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领导中国进行社会实践。

　　五、中国使命型政党的现代性展望

　　党的十九大把建设使命型政党当作新时代执政党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指南，重新定位和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政党理念。在新时代，使命型政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4〕。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了“三个前所未有”的科学论断，科学地回答了使命型政党应该站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处于什么环境以及面临什么挑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在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后，我们党正在乘势而上，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坚定不移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面战略安排，也是人民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嘱托，更是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部署。我们坚定地相信在中国共产党这一使命型政党的正确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鲜明旗帜，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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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唐皇凤.使命型政党：执政党建设的中国范式〔J〕.浙江学刊，2020，（1）.

　　〔11〕宋道雷.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内涵和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9，（2）.

　　〔14〕 〔2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

　　〔15〕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109.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5.

　　〔17〕〔20〕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

　　〔19〕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22〕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92.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2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DB/OL〕.新华社，2017-02-13.

　　〔27〕李大钊.青春〔J〕.新青年，1916，2卷1号.

　　〔2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2.

　　〔29〕戴长征.新时代国家建设、发展和治理的实践指引〔J〕.国家治理，2017，（42）.

　　〔30〕李海青.使命型政党与中国的现代化建构——基于历史之维的审视〔J〕.浙江学刊，2020，（1）.

　　〔31〕李海青.使命型政党领导能力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

　　〔32〕 〔33〕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J〕.求是，2019，（15）.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百年征程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制度建党体系研究”（2021GH0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与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9ZDA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