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跨学科视野下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概念、表现和根源”圆桌会议在线上顺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主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的15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交流研讨。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彭成义副研究员主持开幕式。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主任方旭东教授分别发表致辞。

　　北京大学郑开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作主旨演讲。郑开指出，当今学者应该有更明确的理论意识，从事“旧邦新命”和“返本开新”，投入到文明互鉴与交流的事业中去。杨慧林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概念的英译问题切入，提出了由“共”释“同”的思路，即因“相与”而“共在”，而不是由“一己”而“求同”。在主旨演讲的讨论环节中，与会嘉宾就“思想史”的名与实、“旧邦新命”中对“旧与新”的不同理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构建、西方学界思考与政治生活的脱节、西方思想演变的逻辑、和西方宗教的二元对立等问题进行了问答讨论。

　　圆桌讨论环节共分两个讨论主题。第一场讨论主题为“概念与表现”，由吴根友主持。方旭东提出，中西之争更多指的是古今问题，应当跳出传统的以空间视域为代表的文明探讨，将文明问题放诸于时间维度，思考当代文明对既有文明的挑战。华东师范大学彭正梅教授强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值得警惕，各民族应该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来思考文明的问题。吴根友认为，文明概念具有历时性与层级性，成熟的文明大体上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器物与技术、制度与仪轨、由语言文字构成的特态化精神观念，这三个层次开展交流的难易程度也是逐层递进的。因此，要进行文明交流就应当要从器物之用的交流着手，慢慢改变人们的观念，进而促使人们进行制度改革，以人文化成天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教授认为，当今中国禅宗研究者应当注重从比较哲学和比较宗教的视域，在世界范围内重建“现代化意义的中国禅”。上海交通大学高全喜教授剖析了制度构建对文明共同体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文明对话应当兼顾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兼具思想史和制度形态的双重视角，才能使文明生生不息地演进。太合智库丁一凡研究员认为，中华文明的危机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及扩张是一体两面。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注意“主权”在中国发展与中华文明复兴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随后的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就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区分、“六祖虚无主义”与文化自信、中国治道层面的法制构建可能、文明冲突与种族冲突的关系、主体民族对文明的贡献等问题展开讨论交流。

　　第二场讨论主题为“根源和可能”，由方旭东主持。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提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普遍历史叙事将共时性的多元文明纳入历时性的纵向过程，无法处理“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的层级时间结构。回归文明的多元与共生的经验，唯有通过横向多元文明的学习与综合路径才能开启，这就需要重新理解“多中之一”而不是“多上之一”，在此基础上才能“一多并举”，真正实现多元文明的共生。上海大学程恭让教授指出，文明交流要区分三个层次，分别是哲学层次、实证层次、理想层次。北京师范大学钱翰教授提出文明交流中存在两个陷阱，其一为将思想的冲突当作纯粹意识形态的冲突（metaphysics）；其二为将文明的冲突与矛盾过分地还原为利益冲突（physics）。文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群体进行利益分配，讨论文化问题不能忽略利益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刘国鹏副研究员围绕晚明至晚清中国面对西学冲击的认知与反馈机制介绍了全球化的事实、知识和心理，主张要正视西学东渐向“西学东源”的分水岭式的转变的必然性。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刘波编辑分析了媒体在全球文明交流与互鉴中扮演的作用，认为面对复杂媒体环境与全球性文明的出现，中国既要坚守立场，也要增强沟通技巧，思考如何构建对中国有利的媒体环境，缓解文明冲突。复旦大学白钢研究员提出了“承认的政治”与“觉悟的政治”两个概念。他指出，“承认的政治”强调差异之绝对化特征，“觉悟的政治”则是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形态，这种政治不但能体认各种差异与特殊的存在，更能构建一种超越孤立的差异与特殊的共同体，这种政治指向真实意义上的“天下主义”。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与会嘉宾们围绕普遍历史叙事与多元文明共时的兼容性、“承认的政治”到“觉悟的政治”中的实然与应然等问题进行交流研讨。

　　此外，线上观众也围绕中国哲学合法性概念、自义（self-righteousness）概念、情感和利益关系等话题进行提问，与会专家对此作了相应回应。（供稿：武汉大学哲学系 刘佳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彭成义）